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日前接受《中國日報》專訪時表示，嚴懲網絡暴力犯罪，維護公民權益，是人民法院義不容辭的責任。依法保護公民隱私權、名譽權以及生命健康權，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保障公民的安全感，人民法院責無旁貸。

張軍透露，人民法院將持續深化網絡暴力依法治理，嚴格落實去年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同時，加快制定人格權侵害禁令司法解釋，適時發布涉網絡暴力典型案例。通過增加政策供給、強化案例引領，推動法律統一正確適用，促進提升治理效能，以公權力爲網暴受害者撐腰。

近年來，隨著"全民網絡時代"的到來，人民群衆在享受網絡紅利的同時，也頗受網絡暴力困擾。司法實踐中，網絡暴力主要表現爲在信息網絡上針對個人肆意謾罵侮辱、造謠誹謗、侵犯隱私，貶損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涉及的罪名主要有侮辱罪、誹謗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等。

有這樣一組數據：人民法院受理的侮辱刑事案件由2019年的345件增至2023年的490件，增幅達42%；誹謗刑事案件由2019年的409件增至2023年的747件，增幅83%。雖然這些案件並不都是通過網絡實施，但從側面也反映出網絡暴力刑事案件明顯增長的趨勢。

網絡傳播速度快、覆蓋範圍廣，一段時期以來，網絡暴力亂象頻生。例如，楊某與他人交往期間，手機上存儲了兩人的私密聊天記錄，分手後不滿，爲了泄憤，匿名將這些聊天記錄發布到網上，引起不明真相群衆圍觀，對方突然遭受大量騷擾、侮辱，最終不堪忍受而自殺身亡。又如，戰某途徑一所學校門口，看到一名學生在掃老師手機上的二維碼，爲了搏眼球，用手機拍下來發布到網上，並捏造稱老師是在收取校外補課費，引起網民對這位老師的大量辱罵惡評。談及這兩起法院受理的案件，張軍表示，交往期間的私密聊天屬于個人隱私，隨意散布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捏造事實侮辱、誹謗他人的，侵犯了公民的名譽權。

據張軍介紹，網絡暴力受害者不堪受辱而自殺或者陷入嚴重心理疾病的並不鮮見。"愈演愈烈的網絡暴力會使得人人自危，無論是在網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擔心成爲下一個被網暴對象。"張軍說，"網絡暴力不僅嚴重侵犯公民合法權益，更汙染社會風氣、擾亂網絡秩序、影響社會安甯。網絡空間絕非法外之地，網絡暴力必須嚴肅追究、依法治理。"

然而，與網絡暴力的嚴重後果相比，從近五年的審判數據看，網絡暴力犯罪占全部涉網絡犯罪的比例較低，約爲2‰（千分之二），數量並不多。張軍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刑法對侮辱罪、誹謗罪規定了告訴才處理制度，一般由受害人決定是否自行向法院提起訴訟。但基于網絡的特點，受害人自行取證維權難度很大，一些案件雖造成了嚴重後果，卻對施暴者難以繩之以法，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網絡施暴者的囂張氣焰。

爲此，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意見》，聚焦受害人維權之困和網絡暴力治理之難，對症完善司法政策、加大懲治力度、深化依法治理。

《意見》明確了對捏造網絡謠言、肆意謾罵诋毀、網上"人肉搜索"等網暴頑疾的定性，確保相關案件依法准確定罪處罰。切實加大對"按鍵傷人"行爲的震懾和懲治力度，切實維護安全清朗的網絡生態，切實保障公民在網絡空間的安全感。

同時，《意見》明確應當從重處罰的網暴情形，規定對組織"網絡水軍""網絡打手"，以及對未成年人、殘疾人實施網暴等行爲，堅決嚴懲重罰。

此外，《意見》直面實踐之困，破解權利救濟之難：一方面，落實協助侮辱、誹謗刑事案件自訴人取證的法律規定，明確規定"對于被害人就網絡侮辱、誹謗提起自訴的案件，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爲被害人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以彌補受害人取證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細化網絡侮辱、誹謗犯罪"自訴轉公訴"的標准，進一步明確了刑法關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應當適用公訴程序的標准。"這將有效激活公訴功能，促進提升治理效能，以公權力爲網暴受害者撐腰。"張軍說。

《意見》發出後，社會反響熱烈，普遍點贊支持，有關方面共同落實。數據顯示，2023年，適用公訴程序的網絡誹謗案件數量同比增長10.3%，有罪判決人數同比增長102.4%，網絡暴力治理成效初顯。"盡管網絡暴力案件的數量仍有增長，但性質惡劣、後果嚴重、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極端個案已大爲減少。"張軍說，"這表明網絡秩序有所好轉，但也說明網絡暴力治理具有複雜性、長期性，仍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久久爲功。"

最高法已要求各級法院充分認識網絡暴力的社會危害，不是一判了之，而是通過能動履職，努力將危害後果降到最低。除了進一步完善裁判規則，增加司法政策供給，還要求各級法院充分發揮司法審判的價值導向和行爲規範作用，深入細致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引導社會公衆依法上網、文明用網，自覺抵制網絡暴力，共建共享美好網上精神家園，推動培育文明、健康、善意的網絡倫理，爲淨化網絡環境奠定堅實基礎。

來源：中國日報網

記者：曹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