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診師幫助挂號、排隊、做檢查等，緩解了部分人群就醫難題。行業還吸引了專業護士加入。但是，從業者仍面臨一些質疑和發展困境。專業人士建議，應鼓勵有醫療背景的人加入，建立評價體系，提升陪診機構及從業者的社會公信力。

排隊、檢查、樓上樓下跑，繁瑣的就醫流程常讓外地患者、老年患者等群體感到無助。近年來，幫助患者挂號、排隊、陪同做檢查、取藥和檢查報告、與醫生溝通的陪診師行業興起。該行業還吸引了一些專業護士加入。

張麗是解放軍某醫院的一名護士，工作之余，她在藍豚醫陪兼職做陪診師。談起陪診感受，張麗對記者說：“陪診師對于醫生來說像醫生助理，對于患者來說像臨時家人，他們是醫患間的潤滑劑。”

不過，在緩解部分人群就醫難題的同時，也有人說陪診行業魚龍混雜，並且有“醫療黃牛”之嫌。果真如此嗎？如何加強行業監管和引導？記者對此采訪了專業人士。

龐大的潛在需求群體

記者采訪了解到，由于醫療資源集中、就醫需求旺盛，目前，陪診從業者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服務人群包括外地患者、空巢老人、孕産婦、慢病性患者、癌症患者等。

張麗在陪診過程中發現，除了因不了解就醫環境、行動不便、不會使用智能挂號繳費設備等産生的硬性陪診需求，還有人在患病時易産生孤獨感，渴望陪伴的情感需求，陪診師的陪護和交流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補這種孤獨感。

“在異地就診情況中，職業陪診的優勢更爲突出。”張麗說，患者爲追求更佳的治療效果往往湧向一線城市的大醫院，他們對新的就診環境完全陌生，而陪診師能幫助其高效完成挂號、繳費、取藥、手術等流程，避免耽誤診療時機，減少治療費用、住宿成本等經濟負擔。

國家衛健委統計信息司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1月至11月，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達64.1億人次。其中，醫院診療人次數38.6億人次。此外，2023年末，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近2.2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5.4%。龐大的潛在需求群體爲陪診行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陪診師是變相的“醫療黃牛”嗎

記者了解到，當前，一些家政服務公司、陪診APP、二手平台、社交APP、網購平台等皆可提供陪診訂購服務，但在不同平台，相似的服務價格卻相差較大，有的低至50元，有的高達600元。

有網友表示，不同平台陪診師的服務質量也良莠不齊。更有人質疑，陪診師是變相的“醫療黃牛”，並由此牽扯出陪診師能否提供挂號服務等爭論。

對此，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健康法治研究與創新轉化中心主任、教授鄧勇表示，預約挂號制度是各地廣泛運用的便民就醫服務，陪診師如果只是用患者身份證幫助挂號、取號，不存在合規性問題。如果存在使用虛假身份證惡意挂號、頂替就醫的現象，會被系統拒絕或無法正常就醫。

鄧勇認爲，實踐中出現的部分陪診師“倒號”行爲，問題並不在于誰有權替別人挂號，而在于實名制是否得到落實、就診人員與挂號信息是否一致、信息系統是否科學合理等。

如何判斷陪診師是否是變相的“醫療黃牛”？鄧勇說，可以通過陪診師的挂號方式、手段進行區分，例如，是否使用非法搶號軟件、是否有囤號和暴利行爲等。

針對網友質疑，鄧勇建議，醫院應強化管理，有序引導，健全投訴受理、責任調處等追責機制。相關部門也應實現對陪診機構及平台的有效指導與監管，避免出現坐地起價、虛假陪診等不良違規現象，維護好患者和家屬的合法權益。

行業呼喚更具針對性的監管

“老年患者需要陪護，外地患者需要本地向導，他們是目前購買陪診服務的兩大主要群體。”藍豚醫陪主要負責人周黎俐向記者坦言，就現階段而言，陪診行業的市場規模仍不夠大。

她認爲，困難和挑戰主要在于人們對陪診的了解還不充分，還有很多誤解和防備心理。一方面，行業宣傳普及工作不足；另一方面，一些從業者的不規範行爲損害了行業的形象和口碑。

“陪診行業呼喚更有針對性的監管和引導。”周黎俐向記者表達了原因，一是有了明確的管理部門，就會有相應的行業規範，而相關規範是一個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必要前提。二是陪診是一個新興的行業，有很多發展訴求，但現在由于沒有明確的上級主管單位，這些訴求很難得到及時反饋，遇到的問題也難以及時解決。

陪診市場的內在問題也一直是行業發展的絆腳石，例如，從業人員准入門檻低、職業陪診主體權責邊界不明、職業陪診信息不對稱、收費標准不明確、職業陪診安全難以保障等。

鄧勇也表示，應當加強職業陪診行業規範，暢通消費者投訴舉報渠道，推動形成行業自治，多舉措緩解就醫難問題，實現職業陪診行業的綜合治理。他還認爲，未來，隨著“互聯網+醫療”的應用，智慧醫療、網絡就診、居家就診等模式的成熟，將大大減輕公衆的就診難度，以簡單“跑腿”作爲主要業務的職業陪診服務也將順應時代面臨轉型。

爲促進陪診行業良性發展，鄧勇建議，應鼓勵退休護士等具有一定醫療背景的人積極加入職業陪診隊伍，建立職業陪診公信力評價系統，通過平台評分、信息公開機制，提升陪診機構及陪診人員的社會公信力。（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