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皮貿易的蓬勃發展加速了西伯利亞曆史的發展進程，西伯利亞從此由孤立發展逐漸納入全俄統一市場。

毛皮資源的開發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給俄國國庫帶來豐厚收入，增加了俄國原始資本積累。

俄國著名曆史學家瓦・奧・克柳切夫斯基認爲：俄羅斯的曆史就是一個國家殖民的曆史。

葉爾馬克遠征之前，西伯利亞處于未開發狀態，當地生存著幾十個少數民族，人口大約有20到22萬，當地居民以漁獵爲生，土著居民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都維持在較低水平線上。

西伯利亞南部緯度相較北部低，氣候較爲溫和，適宜發展農業和畜牧業。南部距離中國和中亞地區較近，有的民族處于中國的統治之下。

西伯利亞東北部的楚科奇人、愛斯基摩人、科裏亞克人十分落後，仍處于母系氏族階段。北方民族中雅庫特人是最爲先進的，當時其氏族關系也並未完全解體。

各少數民族居民根據自身周圍所處的自然環境，從事相關生産活動。北極高緯度地區的楚科奇人、愛斯基摩人以捕獵爲生，生産水平低；生活在阿穆爾河和鄂畢河流域的曼西族、漢特人、謝爾庫普則是以捕魚爲生；通古斯人、尤卡吉爾人、漢特人和曼西人居住在森林中，他們以捕獵毛皮獸和肉獸爲生。

一個獵人在一個狩獵季節捕獲120到280張黑貂皮並不罕見，狩獵季節一般從10月一直持續至次年4月。

當西伯利亞毛皮運到莫斯科市場上時，毛皮價格比在西伯利亞翻了5倍，人們經過一個狩獵季節的活動就可以發財致富。

在西伯利亞毛皮貿易開展過程中，當地的移民數量大幅度增長。

除保障歐俄漁獵者日常生活所需外，移民者的經濟活動還促進了西伯利亞的經濟發展。

漁獵人員開展毛皮貿易面臨的首要困難是糧食供應問題。當初政府的解決方法是從歐俄地區向西伯利亞調運糧食。但由于路途遙遠、交通不便、運輸時間長且資金耗費大等問題，問題遲遲不能完全解決，迫使沙皇向西伯利亞進行移民。

沙皇對移民采取鼓勵政策，除強制歐俄地區國有農民外，大量自由民、農奴和流放犯被鼓勵移民西伯利亞。

沙皇政府對移民西伯利亞者給予優待政策，分給他們土地和農具，提供貸款和免除賦稅。

17世紀中葉，雖然沙皇下令禁止農奴逃亡，但仍有逃亡農奴千方百計地從歐俄地區來到西伯利亞。17世紀末，西伯利亞的俄羅斯移民人口數量達30萬。

在整個17世紀，西伯利亞移民開發了4個農業區，分別是維爾霍圖裏耶—托木斯克農業區、托木斯克—庫茲涅次克農業區、葉尼塞河農業區和勒拿河農業區。

移民在西伯利亞開墾了10萬多俄畝耕地，年平均産糧量390萬普特。這極大程度緩解了當時整個西伯利亞的糧食困難。

1665年，沙皇下令停止從歐俄地區運送糧食，西伯利亞的糧食生産水平已經能夠基本滿足當地的糧食需求。

土著居民由從事原來的漁獵活動開始進行農業和手工業生産，手工生産的發展，加上通過毛皮貿易換取的“俄國貨”和東方手工業制品，基本滿足了當地居民生活消費品需求，土著居民生活水平明顯提升。

隨著毛皮貿易規模的擴大，西伯利亞的城鎮數量不斷增加，城鎮性質和作用也逐漸發生轉變，由之前軍事職能爲主逐漸向商業和手工業城鎮發展，城市經濟職能增強。

17世紀，爲更好服務于毛皮開發和探尋活動，征服者在西伯利亞毛皮貿易經營過程中，給當地居民帶來先進的生産工具和生産技術。

當地農業和手工業呈現大幅度發展，糧食産量不斷增加，各種商業活動興起和發展，很大程度地促進了西伯利亞的開發。

16世紀下半葉，俄國國內經曆一系列混亂局面。

1564年至1572年，沙皇伊凡四世推行特轄制，特轄制的推行造成人口流失，生産力遭到巨大破壞。16世紀60年代，俄國發生多次農業歉收和瘟疫，耕地播種面積大幅縮減，經濟處于崩潰邊緣。此外，俄國還受克裏木鞑靼人的侵襲。1571年，克裏木汗侵擾莫斯科，對莫斯科工商區進行掠奪。

17世紀，俄國延續上世紀末的混亂局面，國內接連出現農業歉收、農民戰爭、統治階級上層內讧和外國武裝幹涉的情況，國內戰亂一直延續至1618年。在此期間，人口大量流徙、死亡，土地大片荒蕪，社會生産力遭到嚴重破壞。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財政嚴重虧虛。如果沒有西伯利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軟黃金”即毛皮動物，特別是珍貴的黑貂皮，莫斯科政府將沒有經濟基礎來支持政治勢力的增強。

17世紀西伯利亞毛皮貿易活動，彌補了俄國國庫的空虛。

17世紀前半葉，據在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期一個遷居瑞典的俄國官員描述，當時整個俄國的財政收入達到160萬盧布，1/3的財政收入來自對西伯利亞居民征繳的毛皮稅。

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如毛皮實物稅、什一稅、關稅和向當地居民購買和沒收獲得不同尺寸、類型和品質的毛皮。征繳的毛皮在當地被分爲不同等級，然後兩兩縫制、成捆打包在一起，打包在一起的毛皮被稱爲“木材”。“木材”被裝在箱子或袋子中，由當地軍事長官或稅關長在袋子上加蓋印章，連同海關登記冊子在軍隊的保護之下一起被送往莫斯科。

運至莫斯科之後，稅收工作人員對照清單重新進行檢查，再將毛皮重新進行分類，並且根據莫斯科市場上的毛皮價格對毛皮進行重新估價、定價。

莫斯科市場上的毛皮價格比在西伯利亞提升20%至500%不等。

一般來說，政府可以從實物毛皮稅中獲得75%利潤，在什一稅中獲得10%利潤。自1581年開始，俄國平均每年在西伯利亞收取20000張毛皮。截止1605年，西西伯利亞的殖民機構在當地至少征收了62400張毛皮。

1635年至1644年，俄國人沿勒拿河不斷向因迪吉爾卡河、科雷馬河和安加拉河上遊地區探險，期間征收超過50萬張毛皮。

西伯利亞毛皮源源不斷運至財政部和國庫，然後用毛皮來換取國外的金銀和其他貨物。

沙皇將西伯利亞毛皮視爲“補充鑄幣廠”，它與西方商業國家的黃金等貴重金屬相當，當時俄國財政官員稱西伯利亞爲“小印度”。

17世紀，由于國內缺少貴重金屬，沙俄當時把毛皮視爲一種可以代替黃金和白銀的貨幣，以此緩解國內重金屬資源匮乏的局面。在與中國的毛皮貿易中，莫斯科商人換取許多金銀和商品。據統計，17世紀下半葉，1000盧布的俄國毛皮可以換回價值6000盧布的中國貨，中間利潤極爲驚人。1696年，俄國國家商隊攜帶價值49300盧布的俄國貨物來到北京，其中大部分是毛皮。當返回莫斯科時，他們帶回的中國貨物估價爲24萬盧布，其中獲利近5倍。

18世紀俄國著名曆史學家米勒評價俄國對華毛皮貿易：“來自西伯利亞最東部的許多毛皮根本不值錢，甚至不抵他們運到俄國的運費，然而俄國人卻用這些毛皮換回了好幾倍的貴重商品”。

毛皮實物稅的繳納，財富由此源源不斷流向國庫。蘇聯著名曆史學家巴赫魯申估計，17世紀每年進入國庫的西伯利亞毛皮總值在10至15萬盧布。

17世紀中葉，沙皇國庫中每年征繳的黑貂皮、海狸皮、紅狐狸皮、白貂皮總計價值60萬盧布，約占國家收入的33%。

17世紀，西伯利亞毛皮稅收約占全部國家財政收入的1/10，占據國庫總收入的65%至80%。沙皇送給外國統治者的禮物以及外國使團在莫斯科逗留期間的花費都由上繳的毛皮支付。

無論是政府直接組織的國家商隊貿易，還是國家對私商毛皮貿易征收的各種稅賦，政府都從其中獲得豐厚利潤。

毛皮貿易利潤有力改變了俄國財政不足的窘境，不僅填補了封建權貴流水一樣的開銷，而且使國家增加了軍費開支，緩和了經濟拮據的狀態。

正如瓦西裏耶夫在《外貝加爾的哥薩克》一書中所講的那樣：“西伯利亞以毛皮使得沙皇的國庫富裕起來，對于被混亂時期破壞的莫斯科國家的經濟來說，西伯利亞是一個難得的發現”。

俄國利用毛皮換取了國外許多商品，爲沙皇和貴族提供了許多高級奢侈消費品，滿足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享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