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人是可以被教化的，通過道德說教，讓人們懂得道德的作用，自利利人，自覺覺他，可以互相幫助，可以共同維護社會穩定。還有什麽比穩定的生活更讓人喜歡的呢？于是，統治者在推行法律的同時推行道德。

封建時代有過集權統治，秦王朝實行了集權統治，結果到了秦二世就亡國了。民心不可違，天道不可欺。後代的君主們都知道暴政的短處，就要實行一些人性化管理模式，其實就是以德治國，還要給道德賦予一定的迷信色彩，要人們行善積德，下輩子可以獲得超生。不但宣揚宿命論思想，還要編造一些天堂和地獄的故事，讓人們相信，以期達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即便國君采用了“外儒內法”的統治模式，也要宣揚道德，畢竟儒家重視道德，重視仁義禮智信，而正是這種重視讓普天之下的人們都接受了道德教育。雖然道德教育不是萬能的，但完全可以降低社會犯罪率，讓人們“知足常樂”，而不至于反抗。

國君一方面強調“以德治國”，一方面發展武力，不然就會被人家滅掉，要是只宣揚“以德治國”，而不發展武力，就好像徐偃王行仁義而被滅掉一樣，道德只是一種行爲處事標准，是一種自我約束和對他人的約束，而不是武力約束。道德和武力無關，但是道德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和武力有關系了。國君會借助武力強行推行道德，也會借助武力改寫道德規範。也就是說，只要國君想推行道德，就一定要推行有利于自己統治的道德，而不是不加改造的前朝的道德。而道德本身性質偏軟，不具備法律的強制性。但道德滲透確實很厲害的，從人們小時候就已經滲透到人腦中，形成了固化認識，跟隨人的一生。即便一些不法分子幹了違法犯罪的事，也知道自己幹的事情屬于違法犯罪的事情，不能被輕饒。只是他們中的一些官員手眼通天，往往可以逃脫法律的制裁，至于良心的譴責還有沒有，別人就不得知了。

道德需要每個人都遵守，而皇帝或官僚就不一定遵守。各個階級都有特定的道德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爲，沒有超越階級的道德存在。農民們可以不講家庭禮儀，而資本家們卻要大講特講家庭禮儀，不然就會亂了次序。其實，只要樂觀生活，就不用天天講究很多的禮儀，以免變成教條主義者。雖然“禮多人不怪”，但太講究禮儀了，就會讓人感覺不舒服，對于講究禮儀的一方也是一種束縛，並不能獲得自由。

既然道德成了一種自我約束，甚至是一種束縛，那麽爲什麽國君還要推行道德呢？因爲道德除了可以完善自身以外，還可以方便國君管理。人們都遵守道德之後，國君就不會派那麽多人監督了。畢竟，官僚體系人數有限，不能弄得龐大臃腫，不然就會造成老百姓過重的負擔。幾個老百姓養一個官員是有人數限制的，要是一個老百姓養一個官員，就會養不起，弄得天下大亂。于是，很多時間，很多地點缺乏官員的監督，要是有人存心破壞，就很難查出來。要是所有人都居心不良，存心破壞，那麽社會將會成爲很亂套的社會，國將不國了。譬如，有人毀壞農田，得不到懲治，也不知道毀壞農田是犯罪的行爲，沒有道德良知，很快就會引起別人的效仿，致使良田大量破壞，還會延伸到別的地方，別的東西，都會遭到破壞。要是人們都懂道德教化，都有一定的道德良知，也就不會有什麽太多的破壞行爲産生了。再輔助法律的作用，就比較好治理了。要是僅僅憑借官員自己來管理，而不提倡道德，即便有了嚴刑峻法，也不一定能夠奏效，反而會激發人們的反抗之心。

道德教化和法律治理相輔相成，甚至有時候判案的時候不僅僅依靠法律的公平和公正，還要遵循道德原則，要法外開恩，要讓人們心服口服。于是，在以德治國的總綱領之下，很多官員判案的時候會尋找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空間，尋找平衡點，而這種尋找就是一種權力尋租的行爲，往往要“吃了原告吃被告”，吃得兩邊都受不了的時候，才會罷休，尋一個比較公平公正的判決公布出去，兩邊都不得罪。于是，就有了很多冤假錯案出現，有很多窮苦人受欺負，有很多底層人受到壓榨和剝削，卻失去了話語權，沒有表達的可能了。那麽，國君實行以德治國的時候，是否想到會産生如此惡劣的後果？

或許沒有想到，只是爲了自己方便管理，要是想到了，也不會改變，因爲他們是統治階級，處于社會金字塔的塔尖部分，當然不會顧及底層人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