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觀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思想觀念。梁啓超說：“言正統者，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于是乎有統。又以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統。統之雲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雲者，殆謂一爲真而余爲僞也。”正統問題關乎一個國家和政權的合法性，“是政治學領域裏的一種權力合法性理論”。正統觀又與曆史學密切相關，古人在研究曆史的過程中，必須對曆史上政權更替的史實做出合理說明，並從理論上揭示這種現象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而秦漢以來的正統理論恰好成爲曆代正宗史家解釋曆史演進的理論基礎。

東漢前後包括東漢建國後很長時間內都存在很多其他政權，有的政權短期內也曾成爲“天下共號”，如劉玄的更始政權，但範晔並沒有像司馬遷爲項羽立本紀那樣爲劉玄立紀，王莽、曹操等只是在其它紀傳中記載了他們的情況。這裏就存在一個明顯的政治選擇問題，即以誰爲正統，或者說政權合法性問題。正如唐代史家劉知幾所說：“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範晔內心深處強烈的正統觀念左右著他對東漢曆史的認識，對東漢前後其它諸多政權貶斥，對東漢衰亡的反思，但著力點在于確立東漢的合法地位。整個《後漢書》無論體系結構，還是語言，都突出了東漢綱舉天下、總攬一代的正統地位。

在中國古代，爲了論證政治權力的合法和正統，古人常認爲政治權力之獲得是天命的體現，得天意即得天統，而天統秩序只能順從，不可違背，順之則正，符合天統的朝代即爲正統。“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只有天子受命于天，他才能一統天下，他的權力才具有不容懷疑的權威性和合法性。範晔認爲光武中興，因應天命，得天之正。他在《光武帝紀・贊》中認爲西漢王朝國運衰微，而王莽趁機篡奪政權，造成天下昏昧的局面。這時光武膺承偉大的天命，誅王莽，滅群雄，一統天下，劉漢得以複興。群雄並起，爲何劉秀爲正統？除了劉秀英武有才、最終一統天下的原因外，在範晔看來恐怕最主要的是他因應天命，得到了上天的幫助，“靈慶既啓”，“于赫有命，系隆我漢”，美好的天命使劉漢王朝得以中興。

古人認爲，一個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建立政權的開國君主是否是合法的“王”。一個合法帝王的興起，會有一些符合天命的特異現象出現，“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現”。在《光武帝紀》中，範晔記載一系列的所謂祥瑞來極力神化光武帝劉秀，通過這些特異的現象進一步說明東漢政權是應天而起。劉秀出生時，“有赫光照室中”，而蔔者稱“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不光出生有異常事件發生，其相貌也不同凡人，“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准，日角”，一副富貴之相。而“日角”更是說劉秀前額飽滿，形狀如日，而太陽是君王的象征。

劉秀出生一年後，方士夏賀良言哀帝，說“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後來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出使南陽，遙望見舂陵郡，曰：“氣佳哉！郁郁蔥蔥然！”劉秀本人在起兵後回舂陵時，也望見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雲“劉秀當爲天子”。甚至劉秀在遇到危難時，也能得到上天的啓示和幫助：更始二年（24年）正月，劉秀兵敗逃至下博縣西時，惶惑不知該往何處，有位白衣老人在道旁指路，說：“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裏。”劉秀得以逃此一劫。

範晔

範晔不厭其煩列舉以上這些奇異現象和事例，目的是爲了說明劉秀建立東漢是天命所爲，他感歎道：“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禦天哉！”範晔本人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他所寫的這些東西，但這正好反映了他極強的政治目的性，即爲了證明劉秀建立的新政權是合法的，是合乎正統的。

以民情知天命早在西周初已提出來。“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古人用天命來論證某政治權力的合法，而天命反映民意，將天命還原爲民心。怎樣才能獲得民心？“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诰，正以神明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于是，“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敬德保民成了一個政權或君王能否獲得天命的世俗合法性依據，所謂得民心者得之，失民心者失之。範晔認爲漢德昭昭，光武中興，漢統複歸是民心所向。有“德”的劉漢王朝得到了民心，同時也就有了獲取天命的世俗合法性依據。可以說，“德”是範晔認定劉漢爲正統政權的關鍵因素之一。

首先，範晔認爲雖然王莽篡奪了劉漢政權，但“劉氏遺恩余烈”，民心思漢，漢朝必然能夠得以複興。據《光武帝紀》載，更始元年（23年），更始帝劉玄派劉秀前往洛陽整修官府以便建都，當時三輔官吏士人見到他主管的司隸府的屬僚時，“皆歡喜不自勝”，甚至有的老吏垂淚說：“不圖今日複見漢官威儀！”從此，有見識者都心向光武。這預示著劉秀將獲取天命，因爲他“一如舊章”，代表著漢統，而漢統是民心所向。據《廿二史劄記》載，新莽時王常曰：“莽政令苛酷，失天下心。民之讴吟思漢，非一日也。”鄭興說：“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曆觀諸說，可見當日之民心。

範晔還引用民謠來證明人心思漢，據《公孫述列傳》載，蜀中童謠說，“黃牛白腹，五铢當複”。這裏，“黃”代表王莽政權，“白”代表公孫述政權，“五铢”是漢朝貨幣，是說天下應一並歸還劉漢。西漢雖然滅亡了，但它的深仁厚澤“結于人心深矣”。這一時期整個社會普遍籠罩在一種“思漢”的氛圍中，是因爲劉漢的“德”使人心思漢，漢室的恢複是民心所向，漢的複興意味著正統的回歸。所以新莽末年，群雄並起時，都以劉氏爲號，“曆觀諸起事者，非自稱劉氏子孫，即以輔漢爲名，可見是時人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得民心者得天下，劉秀起兵不到三年，即建立東漢王朝，“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願，故易爲力也。”

其次，範晔認爲劉秀本人有“德”，中興漢統非他莫屬。一個新王朝的興起是否能居于正統之位，往往取決于它的開國君主是否“合法”，而是否有“德”，順民意是判斷其“合法”性的重要標准。範晔認爲劉秀是開國明君，繼承了前漢的“盛德”，是衆望所歸的正統合法君王。《光武帝紀》中有不少因爲光武的賢德而得到衆人擁護的敘述，讓人感覺到劉秀建立東漢不光是天命的啓示，更重要是順應民意。

劉秀

更始二年（24年）正月，劉秀北上攻打王郎時被困饒陽，王郎發檄文懸賞捉拿他，有人遙呼守門人將他關在城內，但守門的官長說：“天下讵可知，而閉長者乎？”認爲劉秀尊貴有德，並預知他將成爲天子，將劉秀放走。更始二年（24年）秋，蒲陽大戰後，劉秀親自輕裝騎馬巡行投降者陣地，降者說：“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衆人全部被劉秀的誠意所折服。劉秀勢力壯大後，衆人多次擁立他爲帝，而他多次不就，這本身也是“德”的體現。範晔不厭其煩地列舉這些事例，其目的是借人之口襯托劉秀的賢德，表明民意，向世人說明：光武中興，建立東漢，是“靈慶既啓，人謀鹹贊”。

再次，東漢立國後，施“仁政”，以“德” 治國，深得民心。這是範晔對東漢政權贊同，以劉氏爲正統的現實依據。據《光武帝紀》載，東漢初年，由于戰爭、災害和饑餓，人口銳減，劉秀爲穩定社會，采取重人安民政策。他說：“天地之性人爲貴。”同情弱者，體恤民苦。規定：“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放被迫買賣的妻、子歸家，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護。光武帝還下令各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嚴懲貪汙違法、度田不實的地方官吏。

劉秀還倡導勤儉，從自身做起，“身衣大練，色無重彩，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甚至規定自己的陵墓不能超過三頃。明帝繼位後，“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到了永平時期，就出現了“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千，牛羊被野”的昌盛景象。這種帝王明道有德，社會政通人和的社會景象正是範晔所向往的，這也正是他所認爲的正統政權所應具備的條件。

“五德終始”說是我國古代由陰陽五行說推演而來的一種天命學說，根據某種符瑞爲依據來推演在五德中的位置，從而論證新起朝代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如果一個新興政權符合五德終始學說，它就可以居于正統之位，同時也就有了獲取天命的超越（相對世俗而言）合法性依據。範晔用五德終始循環來神化東漢政權，以此來論證光武建立東漢王朝的超越合法性。

首先，範晔認爲劉秀“繼祖而興”，受複興漢統之命。劉秀系“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故此範晔認爲大統原已授高祖，劉秀受的是複興漢統之命，並非另受新統之命。班彪《王命論》中說：“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既然西漢劉邦紹堯火德是正統，那麽，在範晔看來，劉秀遙承景帝，亦著火德之圖谶，同樣也是正統。據《續漢書》載，建武末，博士曹充在上書中將光武比作殷統未絕的高宗中興，指出“漢統中絕，王莽盜位”，光武“除殘去賊，興複祖宗”，以示漢高帝劉邦開創的火德系統並未中斷，由光武帝劉秀繼承了劉漢王朝的正統地位。所以東漢仍屬五德中的火德。建武二年（26年）正月壬子，光武帝劉秀“起高廟，建社稷于洛陽，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劉秀

其次，範晔依據符瑞、圖谶等的啓示來說明劉秀遙承前漢火德。《光武帝紀》載，建武元年（25年），劉秀早年在長安的同學強華自關中奉來“赤伏符”，說“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之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據李賢注說，“四七，二十八也”，自漢高帝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爲主也”。“受命之符，人應爲大”，大王承天命的吉兆，以“赤伏符”最爲重要。另有谶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範晔依此來說明劉秀依據天命的啓示擇德，受天命而起，因而他建立的東漢政權是合法的，也是正統的。

再次，爲了維護東漢的正統地位，範晔還從五德終始說出發對王莽、公孫述等政權加以駁斥與貶低。王莽代漢後，宣稱漢爲堯後，有傳國之象；而王氏則爲虞舜之後，當應天命繼舜的土德而興。堯禅天下于舜，漢朝當禅天下于王莽的“新朝”。他以此來證明新朝是正統。公孫述割據蜀地，先于劉秀稱帝，國號“成家”，色尚白，自稱：“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曆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認爲孔子作赤制，但認定《春秋》記十二公事而畢，漢至平帝亦十二代，故漢德亦終。他承認王莽的土德，認爲自己以金德繼王莽的土德而興。

範晔對此進行駁斥。他說公孫述“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谶記”，這並非是天命的啓示；接著他借劉秀之口反駁公孫述以金德繼王莽土德之說，劉秀稱“圖谶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複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承赤的黃德應是當塗高，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玄印等爲符瑞，不足仿效。另外，範晔認爲漢承堯位，中門音而亮，劉秀“繼祖而興”，非再受命，他建立的東漢仍爲火德，這樣就把王莽、公孫述完全排除在正統之外。

統一曆來是華夏族人的信念。西漢時期，董仲舒把《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之義加以發揮：“《春秋》曰王正月。……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又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紀，古今之通論也。”董仲舒這一承天應變、一統天下的思想融入了公羊學的“大一統”觀，含有天下一統之意。

範晔顯然也受到了董仲舒“一統于天下”思想的影響。他之所以認爲東漢王朝是合法政權，居正統之位，一是因爲東漢承天命而興，“複高祖之業”，得天之正，確立一統天下的中心，擁有天下之“名”；二是光武稱帝後，能在“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的情況下，憑借其傑出的能力、高超的謀略翦滅群雄，一統天下，使“漢”成爲天下的共號，“車書共道”，確立一脈相承的政權系統，得天下之“實”。這樣，東漢的正統之位才名正言順。

劉秀

在《光武帝紀》中有大量敘述劉秀如何帶領群臣平定天下的文字，集中體現了範晔的大一統思想。建武元年（25年）夏，諸將勸劉秀稱帝時說“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表明劉秀已具有一統天下的實力。

建武元年（25年）元月己未，劉秀稱帝時的祝文說“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可見，劉秀稱帝以“平定天下”爲基礎；建武三年（27年），劉秀滅赤眉，下诏說“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距離一統天下，更近一步。《光武帝紀・贊》說“尋、邑百萬，貔虎爲群。長擊雷野，高鋒彗雲。英武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纭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高度概括了劉秀應天命討不正，合天下爲一的行迹。可見，在範晔心中，東漢作爲合法性的正統政權，“一統天下”和“應天命而起”一樣，都是必須具備的條件。

正統之爭及正統思想的産生與發展是當時社會政治的直接反映，其背後無不受到現實政治的影響和制約。正統問題是時代背景逼出來的問題，如果當時不存在其他政權，或者存在的其他政權不足以使自己國家的存在意義有任何疑問，那麽正統問題就不會那麽嚴重地提出來，對前代曆史的認識和書寫也就不會體現出強烈的正統思想 。範晔強烈的正統觀念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他生活在東晉至劉宋時代，南北對峙，存在正統之爭。而他所書寫的東漢也是一個大變動時期，前後存在諸多政權，有合法與非法之爭，這恰好爲他提供了一個闡發正統觀念的平台。範晔強烈地擁立東漢政權爲正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曆史的，也有現實的。

一、劉漢王朝（包括西漢和東漢）承祚久遠，曆四百年之久，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後人公認的當之無愧的正統政權，這是曆史原因。

二、劉宋開國君主劉裕系劉漢宗室，“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後也”，所以宋朝統治者自認爲他們遙繼劉漢，以居于正統之位。雖然從東漢滅亡到劉宋興起，中間隔魏、晉兩代，但他們認爲，“漢氏載祀四百，比祚隆周”；而“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若夫樂推所歸，讴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說明劉漢的根統並未中斷，劉宋才是奉承劉漢祖業的正統所歸。

劉宋形勢圖

三、範晔出身五代官宦，地位顯赫，且是儒學世家，當然要竭力維護劉宋王朝的正統地位。劉裕建宋，範晔的父親範泰有功，爲開國功臣，朝廷對他“恩禮甚重”。範晔兄範晏官至侍中、光祿大夫，範晔本人也官至太子詹事。更爲重要的是，範晔出身于儒學世家，祖父範甯在晉孝武帝時征拜爲中書侍郎，精通經學，曾爲《春秋谷梁傳》集解，“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父親範泰在東晉時即爲太學博士，“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曾撰《古今善言》，“以學義自顯”。

劉裕建宋後，國家籌備建立最高學府——“國學”，範泰被任命爲國子祭酒，很注意教育後人，“愛獎後生，孜孜無倦。”範晔自幼受到前輩的教誨和陶冶，更是“精微有思致”，“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範晔身處這樣特定的政治、文化及家庭環境中，當然要擁立劉宋爲正統。作爲統治階級中的一員，範晔要確認劉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必然要獲得傳統與經典的支持。

四、東晉、劉宋雖偏安江左，但統治者有“恢複中國之志”，立志恢複中原，北伐口號從未放棄，這也是民心所向，如桓溫之滅成漢、破前秦，劉裕之滅南燕、破後秦、入關中等。可見，晉、宋之世合天下爲一的意識很強，這也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範晔正統思想中有著強烈的大一統觀念的原因，“書同文，車同軌”才是範晔心目中完美的正統政權，天下一統也是他們的理想目標，而劉漢王朝正是可以仿效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