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十一年（493年）八月，孝文帝拜辭馮太後永固陵，率領群從百官，步騎百余萬從平城出發南伐。于九月底抵達洛陽，明年正式遷都洛陽。那麽是什麽原因令這位鮮卑族的皇帝要不顧衆臣反對遷都洛陽呢？

拓跋鮮卑的發展壯大與多次向南遷密切相關。孝文帝曾謂群臣曰：“卿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所指何處，《資治通鑒・齊紀五》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而獨不得遷乎！”在孝文帝之前拓跋鮮卑曾多次遷都。東木根山和盛樂均處塞外，屬于草原遊牧生産區，至遷都盛樂拓跋鮮卑的勢力由草原擴展到長城腳下，遷都平城後其勢力則進入長城內側的農耕地區。可見，拓跋鮮卑的每次遷都均對社會經濟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

遷都洛陽是拓跋鮮卑南遷進程的繼續。平城時代是北魏勢力發展的重要時期，但隨著北魏帝國的發展，平城已不再適宜作爲都城。其一，氣候條件較爲惡劣。南朝史載：“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洛京。”平城地處北方寒冷多風沙，不利于農牧業生産。其二，經常發生糧食危機。《魏書・食貨志》載：“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诏簡宮人非所當禦及非執作伎巧，自余出賜鳏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馑。帝以饑將遷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計乃止。”其三，無漕運。建武二年（495年）四月，孝文帝“欲自泗入河，溯流還洛”，大臣勸阻。孝文帝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其四，地處邊遠。孝文帝曾謂燕州刺史穆羆曰：“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孝文帝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平城居于九州之外，遠離中原政治中心，與孝文帝的政治理想相去甚遠，因此孝文帝認爲：“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孝文帝深知平城爲用武之地，在統一北方的征伐中尚可爲都，但欲實施文治宣揚王化則不再適宜，因此向南遷都是拓跋鮮卑曆史發展的必然。

孝文帝從平城南遷的選擇有二：洛陽和邺城。洛陽是漢族政治文化中心，邺城是當時中原地區最富庶的地區。從軍事戰略價值來說，洛陽南方較少可供戍守的天然重鎮，與南朝處于直接對峙之下，不如邺城與南朝有較遠緩沖區。因此有大臣主張遷邺而反對遷洛。《魏書・高闾傳》載：“遷都洛陽，闾表谏，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于邺。高祖頗嫌之。”高闾所言遷洛 “十損 ”之內容于今不得詳考，但既雲十損，想必是從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論證，將遷洛的種種弊端詳列殆盡。高闾所論十損是反對遷洛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反對遷都大臣的心聲，但孝文帝仍堅持遷洛，說明遷洛之深層原因非高闾之輩所知。

實際上在孝文帝之前，北魏早有遷都邺城的建議。《魏書・崔浩傳》載：“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谶書國家當治邺，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但崔浩等人反對遷都邺城：“今國家遷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部，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裏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

崔浩

崔浩等人認爲，遷都邺城只能救一時之饑荒，而不會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危機，從而帶來全局性的影響，且遷都邺城有多種弊端：其一，鮮卑族人不服水土，遷都過程中必會造成疾疫流行和百姓重大傷亡，令百姓沮喪。其二，鮮卑族分散于北方，諸夏民衆不知拓跋鮮卑之實力，這樣有利于對其威懾，而遷都邺城就會將鮮卑數量暴露無遺，必然引起四方侵擾。其三，鮮卑族居北方，有事輕騎南下，便于震懾和控制。因此，崔浩主張遷民而不主張遷都：“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谷。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崔浩之論雖在明元帝時，但對于邺城的地位分析是十分恰當的，可用以解釋孝文帝不選擇邺城作爲都城的原因。

孝文帝最終舍棄平城而選擇洛陽作爲都城，是有深刻原因的，其中既有洛陽這座古城自身的優勢，亦是其政治理想使然。

（一）古都神韻：洛陽自身優勢

洛陽位居天下之中，曆史上曾長期爲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交通十分便利。《魏書・李寶附承子韶傳》載：“高祖將創遷都之計，诏引侍臣訪以古事。”李韶認爲 “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于此”，高祖稱善。洛陽曆史上長期爲都城是王權的象征，且位居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便于各地前來朝貢，是遷都的最好選擇。同時洛陽具備發達的漕運網絡。《資治通鑒・齊紀六》載建武二年（495年）四月孝文帝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平城無漕運之路，而洛陽具備發達的水運條件，便于糧草運送。

洛陽文化底蘊深厚，雖經戰亂破壞，但像太學遺址和經學石經仍殘存。《魏書・馮熙傳》載：孝文帝遷洛之前，馮熙爲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永明十一年（493年）九月，孝文帝巡幸洛陽，“周巡故宮基址。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 《黍離》之詩，爲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 《石經》”。“三字石經”後稱 “魏石經”或“正始三體石經”，是以《尚書》《春秋》《左傳》等儒家經典爲主要內容的石刻。刊刻石經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以弘儒訓，以重儒教。孝文帝巡察洛陽洛橋、太學和石經，表明其欲恢複儒學、重振洛陽的決心。

（二）必然性：順應了孝文帝的正統觀念和大一統理想

孝文帝具有強烈的正統思想和天下觀念。在遷都洛陽後的幾年中，他多次外出巡幸，以正統之君的姿態祭奠曆代漢族的皇帝、忠臣以及孔子等前賢，祭祀高山大川。《魏書・高祖紀》載：“癸醜，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己未，行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嶽”，“庚申，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爲官”，“又诏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爲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垅，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遣黃門郎以太牢祭比幹之墓。”“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诏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蹋。”“車駕次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癸亥，行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诏修堯、舜、夏禹廟。 辛未，行幸長安”，“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宮，遂幸昆明池”，“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祭武王于鎬。癸卯，遣使祭華嶽。”

拓跋宏

孝文帝外出巡幸中，遣使祭祀曆代君王，其中有漢高帝、漢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其他漢代諸帝及周文王和周武王，並诏令保護漢、魏、晉諸帝的陵墓，甚至隆重拜祭遠古時期的堯舜禹，並予以修廟；祭祀的名山大川有泰山和華山；祭祀的忠臣有比幹。但在巡幸秦都遺址時，孝文帝並沒有遣使祭祀秦始皇，這表明秦始皇的治政方略和對儒學的態度並不爲孝文帝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對孔子的禮遇更高：對于其他帝王陵寢是“遣使”祭祀，對孔子廟則是“親祠”，並拜孔氏和顔氏後人爲官，擇孔子後人封侯，在兖州爲孔子修建墳垅樹碑褒揚其聖德。這突出反映了孝文帝尊崇儒學、實施禮治的政治理想。

孝文帝以華夏正統之身份巡幸各地，對曆代君王通過祭祀方式進行點評，藉以宣揚王化，宣示正統，表達其政治理想。孝文帝遣使巡行之目的較之以前亦有較大變化。建武四年（497年）一月，“遣兼侍中張彜、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揚風化”。輯諸史料，北魏前期諸君，遣使巡行均不明載“宣揚風化”的目的，但至孝文帝多次出現以宣揚“風化”爲目的巡行的記載，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遷都洛陽後北魏正統地位的鞏固。

孝文帝具有明確的天下意識和君臨天下的胸懷。遷都洛陽前，元澄曾謂孝文帝曰：“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宣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産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元澄主張治理天下應儒法並用，先法制，再禮治。孝文帝欲實施禮治，非常滿意元澄之語。在遷都問題上，孝文帝還曾謂元丕曰：“朕既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孝文帝以四海爲家，認爲南遷或北遷均屬正常，不應受到狹隘地域的限制。對于胡漢民族，孝文帝“每言凡爲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誠禦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這種民族平等、和睦相處的觀念是孝文帝天下意識的重要體現。

孝文帝既以四海爲家，以實現大一統爲其政治理想，因此始終不忘南方尚未統一。《魏書・高闾傳》載高闾勸孝文帝行封禅大典，認爲“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孝文帝曰：“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高闾認爲荊州和揚州皆不屬中國，且夏商周三代的疆域亦不大，應行封禅。孝文帝卻認爲南方荊州和揚州尚未歸順，天下尚未統一，不欲封禅。

欲實現大一統，僅靠武力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文治。“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經世，鹹以威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拓跋鮮卑以武功起家，較少關注文教之事，孝文帝始重視文教，並對文治有著清醒的認識。《魏書・任城王雲附元澄傳》載永明十一年（493年）南伐謀遷都之際，孝文帝謂元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裏，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元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禦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孝文帝深知平城爲用武之地，在統一北方的征伐中尚可爲都，但欲移風易俗，宣揚王化，則不再適宜。

南北朝示意圖

元澄認爲洛陽爲天下之中，便于制禦華夏，統一天下，大臣和民衆應該支持遷洛。北魏欲移風易俗，一統天下非遷都洛陽不可。洛陽擁有豐富的文化積澱，長時期爲漢族政權的中心，因此遷都洛陽是其推行文教之事的必然選擇。北宋史家評論曰：“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殘賊；不貴禮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尚傾奪。遷洛之後，稍用夏禮。”北魏遷都洛陽後，采用夏禮，注重文教，正是孝文帝文治理想的實施。逯耀東先生認爲“孝文帝最後放棄邺，而選擇洛陽，完全是爲了實現他的文化理想”，頗有道理。

孝文帝的這種政治理想，集中體現于其遺诏上。《魏書・高祖紀》載永元元年（499年）三月，顧命宰輔曰：“粵爾太尉、司空、尚書令、左右仆射、吏部尚書，惟我太祖丕丕之業，與四象齊茂，累聖重明，屬鴻曆于寡昧。兢兢業業，思纂乃聖之遺蹤。遷都嵩極，定鼎河瀍，庶南蕩瓯吳，複禮萬國，以仰光七廟，俯濟蒼生。困窮早滅，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繼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欤？可不勉之！”

由此遺诏可知，遷都洛陽原因有四：其一爲 “南蕩瓯吳”。孝文帝遷都洛陽，與南朝處于直接對峙狀態，便于對南朝的軍事行動，此可由孝文帝車駕南伐、連年對南朝用兵看出。孝文帝曾怒叱阻撓南伐群臣曰：“吾方經營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其二爲 “複禮萬國”。遷都洛陽後，孝文帝實施了一系列漢化改革，推崇漢族的禮儀和禮制，恢複華夏正統，希冀以正統之君統一天下。其三爲“仰光七廟”。孝文帝繼承先祖宏業，開拓創新，將北魏的勢力和疆土進一步擴大。其四爲“俯濟蒼生”。孝文帝以天下正統之君自居，希冀通過遷都洛陽和實施改革統一天下，救濟蒼生，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不難看出，孝文帝遺诏所列遷都四原因，實際是其政治理想的表現。孝文帝欲實現其政治理想，其前提就是要遷都洛陽，實施漢化改革，獲取天下正統名號，贏得民衆支持，來實現天下的統一。從孝文帝的正統觀念和大一統理想來看，遷都洛陽具有必然性。

（三）必要性：從孝文帝的風俗改革來看

孝文帝改革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即遷洛前後改革內容和目的不盡相同，互有側重。遷都洛陽前的改革，主要集中于政治、經濟領域，如俸祿制、均田制、三長制及新租調制等；遷都洛陽後，其改革的重點體現在風俗文化上，如服飾、語言、姓氏、籍貫、婚姻等。由孝文帝遷都前後的改革異同，亦可窺測孝文帝遷都洛陽的原因。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進行的風俗改革，可謂一場文化革命，對拓跋鮮卑影響深遠。風俗改革進一步鞏固了北魏的正統地位，取得了漢族士人的擁護。《魏書・崔玄伯附崔僧淵傳 》載遷洛之後，南朝齊明帝遣使贈書，勸崔僧淵歸入南朝。僧淵複書曰：“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敘，粲然複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嶽，士馬強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文士競謀于廟堂，武夫效勇于疆埸，若論事勢，此爲實矣。”崔僧淵在引書信中描繪了北魏遷洛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巨大變革。拓跋鮮卑通過風俗變革，實現了本民族的跨越式發展，也使得“禮俗”和“周道”得以複興，文士和武夫各展其能，北魏的正統地位得以進一步鞏固。孝文帝的風俗改革，只能在漢族文化底蘊深厚並且長期爲都城的洛陽方能實施，因此孝文帝遷都洛陽有其必要性。

桓溫

（四）遠見性：從東晉遷都洛陽之爭論來看

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前，東晉曾有遷都洛陽的爭論，通觀此爭論有利于深化對北魏遷都洛陽的認識。《晉書・孫楚傳附子綽傳》載：“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谏。”對此，《資治通鑒》亦有所載：晉哀帝隆和元年（362年），“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渡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河洛地區剛剛平定，桓溫即欲遷都洛陽，反映了其對洛陽地位的認識。東晉朝廷懾于桓溫權勢，不敢反對，但認爲北方蕭條、破壞嚴重而不可遷都洛陽。

對桓溫遷都洛陽之議，孫綽表示反對。其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萬裏長江畫而守之耳”，即長江天險足以守國，不應輕易放棄。其二，“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于空荒之地，提挈萬裏，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即認爲東晉在江南經營數十年，立足已穩，而河洛地區破壞嚴重，不宜作爲都城。其三，孫綽提出遷徙建議，“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于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谷，漸爲徙者之資”，即先遣得力將領鎮守洛陽，將其作爲前沿軍事重鎮，發展實力，以圖後事。孫綽之論不無道理，尤其是其先遣將領鎮守洛陽，以圖後事的建議頗具戰略性。

王述也反對桓溫遷都洛陽。《晉書・王湛附承子述傳》載王述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轸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王述認爲，永嘉之亂後司馬睿攜群臣建立東晉，並沒有遷出洛陽皇陵，而是待機平定北方再返回洛陽；若最終無法平定北方，一統天下，應該將皇陵遷出，而不應遷都洛陽。王述之意，意在反對桓溫專權，借遷都來脅迫朝廷，但也透露出東晉大臣先統一天下再返遷洛陽故都的心聲。

劉裕

東晉末期，劉裕亦欲遷都洛陽。《宋書・王懿傳》載：“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鹹以爲宜。”但王懿認爲：“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爲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王懿主張以建業爲根本，待平定天下後再遷都洛陽。

由桓溫和劉裕欲遷都洛陽引起的爭論來看，東晉並非完全棄置洛陽，而是待天下平定後再返遷洛陽。在東晉君臣心目中，洛陽仍是統一帝國的都城首選，也是最終的政治歸宿，其邏輯關系是先以建業爲根本，積蓄力量，待統一天下後再返遷洛陽。而孝文帝則反其道而行之，認爲洛陽是未來統一帝國的都城，必先遷都洛陽，獲取正統名號和天下人心，才能實現天下統一。孝文帝遷都洛陽，將其作爲未來統一帝國的都城，確具有極大的遠見性，此非胸懷天下者不能爲之。

綜上所述，南遷是拓跋鮮卑的曆史傳統，孝文帝最終選擇洛陽作爲新都，既有洛陽自身的優勢，亦是其政治理想使然。孝文帝具有強烈的正統思想和天下觀念，實現大一統理想是其遷都洛陽的必然。孝文帝在遷都洛陽後進行的風俗文化改革，只有在文化底蘊深厚的洛陽方能完成，由此可反觀遷都洛陽的必要性。從東晉遷都洛陽之爭論也可從側面看出北魏遷都洛陽之深層原因。洛陽是統一帝國的都城首選，孝文帝遷都洛陽正是看中了洛陽的政治象征意義和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