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老總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終前，這位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仍舊放心不下放國家建設事業，他曾多次拖著羸弱的身體，寫信給黨中央，提醒毛主席以及周總理小心戚本禹，此人向來居心叵測，必須要予以防備，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戚本禹是高知出身，曾就讀于上海某高等學府，1947年，他受共産主義思想感召，開始參加革命運動，建國後，他被中共黨組織列爲重點培養對象，遂被保送至中央團校進修，畢業後他被直接分配到中央直屬部委工作，主要負責整理、歸檔文件以及撰寫部分行政策劃方案。

作爲公務員，戚本禹本應該腳踏實地，一心一意的完成上級領導交代的任務，把心思全部放在服務人民、振興民族上。可他偏偏是個“不安分”的人，生性喜好“投機”，一直想著“走捷徑”，比如他爲了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博取主席的青睐，便故意投主席所好，專門講主席愛聽的話、寫主席愛看的文章。

這一招果然奏效，主席很快便注意到了戚本禹，曾數次向汪東興詢問他的生平和工作情況，他撰寫的文章主席也都是一字一句的仔細閱讀，而且還會特地在重要段落進行批注。戚本禹爲此大受鼓舞，于是他便更加賣力的討好毛主席，恨不得做主席肚子裏的蛔蟲。

1962年，毛主席突然開始閱讀有關太平天國的書籍，其中《李秀成自述》主席看得最爲仔細、認真，幾乎每一頁都有批注。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名將，他曾數次挫敗曾國藩與李鴻章，軍事指揮能力十分出色。然而在1864年，清軍攻下南京之後，他眼看大勢已去，便放下武器向清廷乞降，隨後被斬首示衆。

後來史學界普遍對李秀成報有憐憫之心，說他是“悲情英雄”，他的投降並非出自真心，乃是時局所迫。但毛主席並不這麽認爲，主席在《李秀成自述》一書末尾連寫了三個感歎號，明顯是另有所指。戚本禹敏銳的發現了這一點，他在稍加思考之後，立即提筆寫下了一篇史論文章，大罵李秀成是太平天國的叛徒，辜負了太平天國軍民的信任和希冀，除此之外，戚本禹還借古諷今，直言赫魯曉夫就是“李秀成式”的人物，赫氏爲了一己之私，大搞“修正主義”，這何嘗不是一種背叛？

這篇文章一經發表便在黨內引發了熱議，毛主席對該文愛不釋手，一連通讀了三遍仍意猶未盡，隨後主席更是將該文分發給中央各直屬部委領導人閱讀，並要求他們撰寫讀後感。另外一邊，戚本禹爲了進一步討好毛主席，又連夜撰寫了一篇有關李秀成的續文，再度犀利的批評了這位清末政治家。續文發表的第二天，毛主席便給戚本禹寫了一封表揚信，誇贊他文筆老成的同時，也鼓勵他再接再厲、再創佳績。

1964年，戚本禹被調到中宣部工作，自此成爲康生的“得力助手”，1966年動蕩爆發後，毛主席又欽點戚本禹出任中央秘書處主任，兼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他由此一躍成爲中央高幹，手中掌握著常人無法想象的巨大權勢。但戚本禹並不滿足，他還想在仕途上更進一步，于是便開始借著“鬧革命”的由頭四處興風作浪，陷害了包括了彭老總、少奇同志、鄧公在內的一衆老同志，犯下了難以饒恕的錯誤。

時間來到1968年，戚本禹此時已經徹底癫狂，他變得目無法紀、貪婪無常，爲了實現目的不擇手段，如同一具只知道追逐名利的行屍走肉，毫無氣節和底線可言。毛主席因此開始厭惡、疏遠他，並多次對他提出批評。當年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下發了一則通告，將戚本禹定義爲“反革命分子”，他隨即遭到革職關押，在秦城監獄度過了十四年幽閉歲月。

1983年，戚本禹被提起公訴，北京市中院在經過商討和辯論之後，認定他犯有四項重罪，且造成了極爲惡劣的社會影響，因此判處他十八年有期徒刑。1986年，戚本禹刑滿釋放，重獲自由，晚年他定居上海，一直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閑暇時他會讀一讀書、寫一寫散文，聊以自娛自樂，新世紀初，他曾向黨中央申請回北京居住，結果卻遭到駁斥，2016年，他因爲心髒病在上海瑞金醫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