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做爲我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700多年前的元代，中央就已經設立宣政院進行管轄，處理藏中事務，其後朝代更是想方設法加強對藏地的控制。而設置駐藏大臣，是清朝對西藏行使主權及加強行政管理的重要措施，而駐藏大臣是清朝施政西藏的核心和關鍵，對西藏的治理有著深遠的影響，下面就來說說清代駐藏大臣。

明末清初，厄魯特蒙古自我國新疆北部崛起後，駐牧于我國伊犁河流域。後准噶爾部統一厄魯特四部建立准噶爾汗國與清廷展開了60多年的對抗。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爾汗策妄阿拉布坦派兵6000，趁駐紮于西藏拉薩的拉藏汗不備，長途奔襲，殺死了拉藏汗，占領西藏。鑒于西藏之于清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遂決定派兵驅准護藏，前後兩次派兵驅准，終于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重創驅離准噶爾軍，並留軍3000長駐，確保了清朝在西藏的統治地位。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蔔藏丹津策動叛亂。次年，雖然叛亂被平息，但也給西南方向的安定留下了很大的隱患，所謂“留此余孽，則喀爾喀、青海、西藏等處，必被其擾亂”，留下2000名士兵確保西藏，並巡邏設卡，爲了防備准噶爾，派遣駐藏大臣和軍事官員統轄駐藏官兵已經是大勢所趨。而西藏在康熙末年實行衆噶倫合議制度後，矛盾逐漸凸顯，西藏貴族、噶倫之一的阿爾布巴聯合同爲噶倫隆布鼐等人反對首席噶倫康濟鼐，爭權奪利的內讧有一觸即發之勢。雍正帝通過奏報察覺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矛盾，在雍正五年（1727年），遂決定向西藏派遣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喇調解糾紛，“曉谕達賴喇嘛、康濟鼐、阿爾布巴等，和衷辦事”。但在兩位大臣到達之前，阿爾布巴等人就已發動叛亂，在叛亂被鎮壓後，命二人長駐西藏，並在拉薩建立駐藏大臣衙門，此爲駐藏大臣設立之始。《清會典事例》謂駐藏大臣設立于雍正四年（1726年），並不確切。

首任駐藏大臣僧格、馬喇二人，其職權範圍並沒有明確的界定。首要任務是自然是率兵防備准噶爾並保護西藏宗教領袖七世達賴喇嘛，“命西藏辦事內閣學士僧格統兵一千五百至騰格裏腦兒駐防”，“副都統馬喇著留駐裏塘，同鼐格照看達賴喇嘛”。並有巡防、審理重大案件、以及一些對外事務，西藏的地方性事務大多還是由藏王頗羅鼐主持，但一些應行辦理的事件還需要請示駐藏大臣。《清高宗實錄》就提到：“命大臣駐藏辦事者，原爲照看達賴喇嘛，鎮撫土伯特人衆，遇有應行辦理及王頗羅鼐請示事件，自應按理裁處。”

乾隆十二年（1737年），對清朝忠心耿耿的藏王頗羅鼐病死，由其子珠爾墨特納木紮勒繼承爵位主持藏務。但珠爾墨特納木紮勒狼子野心，勾結准噶爾想發動叛亂，殺害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派四川總督策楞領兵迅速平定了叛亂。

愛新覺羅・弘曆

清高宗認爲應該乘平定叛亂的聲威，再度整理藏務，“西藏經此番舉動，正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若辦理得當，則可永保甯谧”。一方面鑒于原來的藏王權力太重，對西藏地方政府仍然使用多分衆建的策略，“今之多立噶隆者，正可保全終始”；另外一方面，也就是乾隆帝的核心目的，就是提高駐藏大臣的地位和職權，改變以往只監督藏政的局面，在行政體制上，確立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主持藏政，“遇有緊要事務，禀知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並制訂了第一部西藏的地方法規，明確了駐藏大臣的權力，是爲《西藏善後章程》。

在這份法規中處處凸顯了駐藏大臣的權力，駐藏大臣的職權也從初期的含糊不清走向明確。在章程中規定，凡西藏重大事務，由駐藏大臣和七世達賴喇嘛共同裁決；在地方官員的任免上，分設噶倫四人辦事，由駐藏大臣會同七世達賴喇嘛奏請補放；西藏地方官員犯罪，在明確罪情之後，由駐藏大臣與七世達賴喇嘛指示處理；調派差役，須由駐藏大臣與七世達賴喇嘛同意，才能施行。在這份章程中，駐藏大臣全面介入了西藏地方的行政、用人、司法，地位可謂是比初期大大提高。

在軍事指揮權上，駐藏大臣的地位得到了空前加強，有鑒于傅清、拉布敦在平叛時，身後竟然無兵抵禦。因此，清廷駐藏兵額恢複爲1500名（此前因爲信任頗羅鼐的緣故，幾乎悉數被裁回歸內地），由駐藏大臣指揮。同時又將藏北三十九族，和原藏王珠爾墨特納木紮勒指揮的達木蒙古“俱歸駐藏欽差大臣管轄”。清廷通過駐藏大臣對西藏的控制更進一步。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爾喀侵犯我國西藏，破壞我國領土完整。乾隆帝兩次派兵打擊廓爾喀侵略軍，在驅逐廓爾喀侵略軍後，乾隆帝又一次整頓藏政，處分了辦事軟弱的駐藏大臣巴忠、慶麟等人和貪贓枉法的西藏當地僧俗官員，大力提高了駐藏大臣的權力，開始了由駐藏大臣主持藏政的時期。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清高宗首先對西藏的行政體制動刀，明確提出八世達賴是個老實人，恐怕不熟悉業務，容易被欺騙，“從前藏內補放噶布倫、戴繃、第巴等缺，及一切地方事務，皆由達賴喇嘛、噶布倫等辦理。欽差大臣全不留心經管，惟知崇奉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即第巴等有守土之職，其優劣亦概置不論。現在達賴喇嘛，系一老誠之人，于辦事未能周妥。此後，凡補放噶布倫、戴繃、第巴及交界地方加兵防守、訓練巡查等是，皆須由駐藏大臣經理。”

就是在禮節上，清高宗也要求駐藏大臣不必過于謙退，要突出中央在藏權力代表的威嚴，“聞向來駐藏大臣，不谙大體，往往因接見時瞻禮，因而過于謙遜”。要求“力矯從前積習，俾噶布倫等，鹹知天朝威令，不敢心生玩忽”。

根據清高宗的指示，清軍統帥福康安、駐藏大臣和琳、西藏上層僧俗人員會商，制定了改革西藏地方行政體制一系列辦法，制訂了《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主要目的是加強和提高駐藏大臣的職權和地位。

在章程內首先強調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的平等地位，但實際上僅僅是儀注上的平等，駐藏大臣處理地方事務的權力比這兩位宗教領袖更大，據《衛藏通志》記載的章程內容第一條言“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禀明駐藏大臣辦理。至劄什倫布事務，亦俱一體禀知駐藏大臣辦理”，確立了駐藏大臣在地方行政事務上的核心地位。

在人事上，盡管說“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但實際上根據清廷的意志，人選上是由駐藏大臣提名。在司法上，針對西藏上層人物的濫施濫罰，《章程》規定，駐藏大臣具有司法終審權，“如有應議罪名，總須回明駐藏大臣核擬辦理”。在經濟上，駐藏大臣權力更大，凡是貨幣鑄造，進出口稅，租賦、徭役的減免都要由駐藏大臣經辦，西藏地方政府出的擅作主張。《章程》內確立了“金瓶擎簽”制度。規定了達賴、班禅的轉世程序，將宗教首領的確定納入了法制軌道。駐藏大臣在西藏地方上的權力在乾隆末年到達極盛，“于是事權始歸一。自唐以來，未有以郡縣治衛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如今日者”。

而駐藏大臣衙門的編制在乾隆年間基本形成定制，綜合《衛藏通志》、嘉慶朝《大清會典》、《駐藏須知》等文獻計有：駐藏大臣2人，夷情官1人，筆帖式1人，糧務3人，滿印房筆帖式4人，唐古特通事譯字2人，廓爾喀通事譯字2人，直接統領全藏綠營兵和達木蒙古兵。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國對我國發動了罪惡的鴉片戰爭，外國侵略勢力加劇了對我國的侵略，清朝出現了嚴重的統治危機。內憂外患之下，清廷已經是焦頭爛額，乾隆年間打造的制度逐漸松動，駐藏大臣的權力日益松弛，漸漸壓不住地方勢力。

琦善

如駐藏大臣琦善一改過去實行了幾十年的《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放棄了對達賴和班禅額爾德尼的商上的收支審核權（相當于放棄了財務監督權）和巡查邊界、較閱營伍、操練西藏地方軍的權力（放棄了部分兵權），這些舉動，尤其是放棄財務監督權一事，嚴重動搖了清廷駐藏官兵的供給，增加了當時西藏地方政府自立的資本，“迨後中國駐藏一切開支，藏人漸吝供給”。總之，“乾隆所定制度，蕩然無存矣”。

而在清末，駐藏大臣聲望逐漸低落，隨著清廷更加衰朽，中央政令越來越難以貫徹，隨著英軍將魔爪伸向西藏，清廷所遣大臣更是良莠不齊，疲于應付。光緒年間，賢能之駐藏大臣文碩爲保衛西藏主權，力主抗英，反而被革職拿問，昏庸怯懦如有泰者禦侮不力，導致英軍侵占拉薩，簽下了恥辱性的《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總而言之，駐藏大臣的權力隨著中央的衰朽而沒落，最後駐藏大臣制度在宣統三年（1911年）在清政府滅亡之後而告結束。

清代設立駐藏大臣首要責任就是保藩固圉，力禦外寇，清廷對于外來侵略，大多數時候都會派出重兵，而駐藏大臣往往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駐藏大臣和琳在第二次驅廓護藏戰爭中，督運後勤，卓有成效。再如駐藏大臣孟保在清朝道光年間組織藏軍抵禦錫克、克什米爾道格拉軍的入侵，並獲得勝利，勉力維持住了局面不失，所謂“夫其安輯藏政既去彼，防禦外侮又如此，慘淡經營，事誠不沒，其功其過，未嘗不可相抵。駐藏大臣之在一樣，誠不可少也”。

趙爾豐

哪怕是在清朝行將滅亡之時，亦有趙爾豐率兵入藏並改革藏政，沉重打擊了分裂勢力，只惜清朝滅亡，趙爾豐身死，未竟全功矣。“當清末之衰頹，英印以排山倒海之力，圖謀西藏，危及西部，趙爾豐振起于西康，作大規模之建設，以圖康藏之發展，以保障我國西陲，事功百世不朽，後雖未竟全功，實因中朝之政變所致，西康建省之寄出，實自趙氏樹立之。​”

而一些駐藏大臣在地方還頗有善政，如乾隆年間的駐藏大臣和琳。在他到任時，正值天花流行，當地醫療條件落後，往往將病患驅逐至“曠野岩洞”，任其自生自滅。和琳見此情此景甚是可憐，遂下令修建房屋，並令八世達賴和班禅額爾德尼捐給病患口糧。再如駐藏大臣松筠根據章程減免藏民賦稅、平均差役，撫恤貧苦百姓，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社會矛盾。

綜上所述，駐藏大臣制度是清朝前期創立的重要治藏行政制度，曆任駐藏大臣多數能夠履行職責，抵禦外侮，整治內亂，爲治理西藏、維護西藏安全做出了不小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