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民國時期的“特工之王”，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便是戴笠。
他一生最爲“耀眼”的成就，就是建立了情報特工組織—軍統，在抗戰時期派遣特工刺殺大量日本軍政大員和漢奸。但是，其手上也沾滿了我黨同志和愛國人士的鮮血。
有雜志評論說，戴笠是亞洲的神秘人物，甚至將他的特工生涯堪稱爲傳奇，指揮軍統刺殺日僞軍近2萬人，被時人傳得神乎其神。
不過，和伍豪先生比起來，戴笠在其面前充其量不過是個小弟角色。戴笠見到伍豪先生，都要畢恭畢敬地尊稱一聲“周主任”！
其實，這位伍豪先生，便是我們的周總理。他是當之無愧的“特工之王”，創立了我黨的第一個情報中心組織-中央特科，爲我黨的革命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這裏簡單說一下，周總理曾經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所以才有“周主任”的稱呼。
接下來，咱們就來聊聊周總理和中央特科的那些事！
1927年，蔣氏和汪氏政府合流（史稱甯漢合流），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和殺害我黨人士，以及其他社會愛國人士等，我黨組織系統遭受嚴重破壞，急需革命力量重建地下組織和反擊國民黨反動派。
在這種緊急狀態下，我黨必須要有足夠的安全力量，保衛黨組織進行指揮戰鬥，以及完成鋤奸任務，中央特科經過黨中央授意批複後，便由此誕生。
中央特科，全稱爲“中國共産黨中央特別行動科”，于1927年11月成立于上海（早于中統和軍統的成立時間），下設情報科、行動科、無線電通訊科和總務科，由周總理直接進行領導指揮。
因爲中央特科的情報系統，是國內建立最早的，在中統和軍統面前，那可是響當當的“祖師爺”級別，戴笠見到伍豪先生，自然也是要喊一聲前輩或是老師。
同時，周總理也在特科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比如有無線電專家李強，軍事專家陳赓，經濟專家陳雲，還有“龍潭三傑”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等人。
就拿陳赓來說（《亮劍》李雲龍最怕的386旅旅長），他擔任情報科科長後，便在國民黨的軍隊、警察、憲兵、特務系統，以及租界巡捕房中，安插了不少特工，建立起了一張巨大的情報網。
在情報搜集和特別行動方面，中央特科在近代情報史上，可以說是先驅者，獨有的“三個任務”，“一個不准”規章制度，乃至崇高革命信仰，也非中統、軍統這樣的流氓地痞之流能夠比擬。
“三個任務”即搜集情報、懲罰叛徒、執行特殊任務，“一個不准”即不准在黨內搞互相偵查。
比如，提到中統軍統之類，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濫殺無辜，刑訊逼供、顛倒黑白等醜聞，老虎凳、辣椒水等臭名昭著的刑具，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中央特科建立時，伍豪先生便明確規定特科成員不許刑訊逼供，不允許制造恐怖襲擊，禁止利用金錢或者其他利益品來套取情報。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央特科不進行刺殺行動。在隱蔽戰線中，爲了順利完成任務，特科成員對待敵人從來都是毫不留情。
在中央特科麾下，就有一支專門從事刺殺行動的武裝力量，被稱爲“紅隊”（也有打狗隊和鋤奸隊的說法，隸屬于行動科），其主要任務就是懲治內奸和叛徒，打擊特務和營救被押解同志。
這支武裝力量，在巅峰時期擁有40余名技能超群（會開車，會爆破，會使用各種槍械和裝備），和戰鬥經驗豐富的精銳武裝人員（基本上來自工人武裝糾察隊的骨幹），被時人稱爲“伍豪之劍”。
根據相關曆史資料記載：從1930年到1934年間，中央特科紅隊累計消滅100余名叛徒和特務骨幹，有特科叛徒熊國華，以及中統特務、上海區長史濟美、國民黨中央駐滬調查員黃永華等人。
關于中央特科紅隊，我記得有部諜戰電視劇叫做《江南鋤奸》，講的便是紅隊在上海和國民黨特務鬥智鬥勇，並鏟除內奸和叛徒的故事。
當時，要說我黨最大的叛徒，便是來自中央特科行動科高層。
他曾是周總理的副手，深得信任，也是特科行動科科長，卻在被捕後供出我黨所有軍事情報，包括上海中央局辦公地等，還加入了國民黨反動派特務組織，無恥地爲反動派效力。
他就是我黨曆史上最危險的叛徒—顧順章！在出賣中央特科同志後，他最終的結局依然是“狡兔死，走狗烹”，被國民黨秘密處死，也算是爲特科解決掉了心頭之恨。
在隱蔽戰線工作，中央特科成員的每一天，都可以說是過著刀尖上舔血的生活，也被稱爲“刀尖上的舞者”。
所以，作爲中央特科的最高負責人，周總理對于特科成員的個人細節要求十分嚴格，更是嚴于律己，居所不定（周總理個人居所一般1-2個星期就會秘密轉移），行蹤不定，姓名不定。
中央特科行動人員，每個行動小組或者每個成員之間都是單線聯系，互不接頭，以此最大程度保證特科成員的安全。
在中央特科成員的必備技能裏：包括熟悉潛伏或行動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水文人情（針對鄉野小鎮）和街區車流、人群信息分布（針對大中小城市），乃至精于計算、語言方言等。
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就是避免在執行任務時遭遇危機，可以憑借對于地形的熟悉快速擺脫敵人追擊，另一方面就是便于長期隱蔽潛伏，了解敵人動向，而不被周邊人懷疑。
對于中央特科成員來說，把控好潛伏細節，在關鍵時刻就是一道“護身符”！
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中央特科成員，在執行任務時英勇犧牲，或者被捕後從容就義，他們爲革命的勝利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記住他們的名字。
龔昌榮，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30年擔任中央特科紅隊隊長，1934年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特務逮捕，1935年在南京英勇就義，年僅32歲。
趙軒，中央特科紅隊組長，1934年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1935年在南京英勇就義。
孟華亭，193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33年擔任中央特科行動科副隊長，1934年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1935年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英勇就義，年僅28歲。
祝金明，中央特科紅隊成員，1934年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特務逮捕，1935年在南京軍法處英勇犧牲。
盧志英，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32年擔任中央特科駐南京特派員，1947年因叛徒出賣，盧志英在上海被國民黨軍警特務逮捕，1948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
當然，還有數不勝數的英雄，在這條隱蔽戰線上，奉獻了自己的鮮血、生命，他們有的可能連名字都沒有留下。
2018年1月，中央特科登記在冊的最後一名紅色特工—姚子健（時隔多年，姚子健才知道自己曾隸屬于中央特科），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從1927年11月于危亡中成立，到1935年10月完成曆史使命，正式退出曆史舞台。
中央特科，出色地完成了情報搜集、懲治叛徒、籌措經費等重要任務，而後余部力量轉入其他部門，繼續從事統戰和情報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