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沒有不知道李鴻章的，因爲他參與了晚清時的諸多重大曆史事件 。但是在他身後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裏，都和“賣國賊”、“民族罪人” 甚至“漢奸”等字眼緊緊聯系在一起。他是臭名昭著、引發國人公憤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的簽署者，當時大清子民們懷疑他暗中得了日本人的“好處” ，罵他是“賣國賊”，甚至有愛國志士公開聲明要取他項上人頭，以雪“心頭奇恥大辱”。

不可否認的是，被東西方列強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衆多不平等條約阻礙了中國社會發展，致使中國長期積貧積弱，遠遠落後于其他先進國家。然而檢索史料，細究晚清不平等條約的簽署始末，李鴻章只是奉清廷之命收拾殘局，所有條款都是清廷授意，或須清廷同意，他並未背著青帝和實際掌權者慈禧太後偷偷出賣過國家權益。

舉例 、譬如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清軍雖然以慘烈的代價取得鎮南關（今憑祥友誼關）大捷，但只是局部勝利，從整個大的軍事形勢看，大清仍處于絕對劣勢；史載，當時主政法國的茹費裏內閣雖因戰敗而倒台，但法國上層資本權貴、殖民者在征服越南後依然對中國虎視眈眈，其對中國戰爭的政策並未改變；從當時的國際形勢看，對大清造成嚴重威脅的是窮凶極惡的沙皇俄國和新晉東亞強國日本。沙俄對新疆的滲透、侵略，日本企圖染指大清藩屬國朝鮮，使清廷可能會面臨更加凶險、更難以應付的詭谲局面。作爲清廷的柱石之臣，全權負責商務、外交的能人李鴻章，代表清廷多次與列強代表交涉，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身爲一個落後國家的代表去和占據各方面絕對優勢的列強周旋、博弈，猶如“與虎謀皮”，難度之大不難想象。生逢大清國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李鴻章每一次坐上談判桌無不是在清國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清朝的主政者要他承擔的無一不是難爲之事。

1896年，俄國新沙皇加冕，各國均派要員祝賀，參加加冕典禮，清廷又派李鴻章前去。之前李鴻章在日本馬關簽約時被浪人所刺，臉頰中彈，遂以傷口未愈爲由一再推辭，但清廷堅不允許，逼李鴻章赴俄 ，直到李被迫表示：“非敢愛身，唯虞辱命......一息尚存，萬程當赴”。

彼時的大清，人才凋零，似乎除了李中堂就沒有第二人能擔得起這副重擔。每當慈禧太後把這個龐大帝國帶到毀滅邊緣的時候，他們唯一可用之人唯獨李鴻章，“背鍋俠”也一定是李鴻章，“李鴻章” 的大名就這樣被牢牢釘在曆史恥辱柱上，留下萬世罵名。

但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多角度審視才能下定論，看待李鴻章這位經曆複雜的曆史人物也是如此，輕易給他扣上“大漢奸” 、“賣國賊”的帽子並蓋棺定論似有失公允，他是有過，但也有功，譬如在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面對科技領先、船堅炮利的強敵， 他清醒地認識到“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窮則變，變則通”，“富強相因（民富方能國強）”的現實。在這種頗具眼光的認知基礎上，他提出了一些具有發展、進步眼光的看法和建議 ——

他借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潮，掀起了推動中國進步的“洋務運動”。在“自強、求富”的旗幟下，李率先創辦了近現代軍事工業，興辦近代民用工業，創辦了晚清第一支近代海軍，建立新式學堂， 派遣公費留學生赴西方諸國以及東瀛深造，爲國培養人才。

中國所有的機械制造業，以及近代的采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業、軍工業的誕生與發展無不有他的參與、推動。而他在創辦新式學校、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更有毋庸置疑的重大貢獻。在他的主持與參與下，清朝的開明派、洋務派官員們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個軍工企業漢陽兵工廠、第一條電報電纜線、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械開采的煤礦、第一支海軍艦隊、第一個電報公司、第一個鐵路局......

對李鴻章的功與過，不能籠統地歸于“賣國”、“曆史民族罪人”一類，國難當頭，列強入侵，山河破碎，風雨飄搖，他也算做到了一位重臣所應做到和所能做到的。

也許梁啓超對他的評價較爲客觀：“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晚年時自嘲自己是“裱糊匠”，特借他的一段話爲他一生作個粗略總結，並作爲本文的結束語：

“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即有小風小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庚子西狩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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