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牌工業城市開始“軟件化”。
蘋果棄車投AI,ChatGPT、Sora問世,大模型的發展爲軟件開發帶來更高的通用性和拓展性;對乘車體驗感和智能性的新要求則帶來了“軟件定義汽車”的時代。
種種信息表明,“軟件化”已經成爲新趨勢。軟件産業成爲新的城市競技場,一衆以制造業起家的城市入局,或有可能改寫北深滬杭甯穗領軍的格局。
近日公布的《中國軟件産業高質量發展紫金指數(2024)》中,在軟件産業發展優勢和企業集聚發展水平上,成都已與杭州、廣州、南京等軟件標兵同列。
從2023年軟件業務收入來看,武漢、東莞、重慶等老牌工業城市的成績也令人驚喜,增速均超過平均水平,頗有奮起直追的態勢。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登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時代已然來臨。入局軟件,會給工業城市帶來新機遇嗎?
▲ 文章封面圖由AI生成
【1】
一衆城市將目光瞄准了軟件産業。
首先體現在地方頻繁出台的政策上。
大剛觀察不完全統計,2022年來,東莞市已經兩次更新了軟件與信息服務産業集群培育發展行動計劃。
重慶官方也兩度發文推動軟件産業的“滿天星”計劃;成都5次發布新政,明確軟件産業發展方向和提升規劃。
武漢更甚,連發4條軟件新政,分別針對工業軟件、汽車智能軟件園等特色産業方向布局軟件的高質量發展。
其兩個功能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即“光谷”)也分別細化出台了“軟件十條”政策。
再來看具體行動。
今年以來,成都先是成功招商車企吉利集團,吉利工業軟件全國總部落戶成都高新區;後是吸引鴻蒙在當地設立全國首個生態産業園和鴻蒙生態(成都)創新中心。
武漢也沒有落後。今年5月,東軟集團在武漢建立第三個研發基地,立足武漢面向中南地區開展軟件業務。
其中一個細節被東軟相關負責人反複提起:占地158畝的東軟軟件園,僅用了18個月建成。
對此,武漢經開區現代服務業産業園黨工委委員王京津曾對大剛觀察表示,東軟軟件園的項目從注冊、過渡辦公,到施工過程中的道路擴建,園區都派出了專班專人對接,主動爲企業提供服務。
最終才有建築面積14萬余平方米的軟件園提前半年落地的佳話。通過此事,武漢發展軟件産業的誠意和決心也了然了。
成都、武漢的行動傾向于招大引強,重慶則是從基礎出發,營造良好的産業環境。
一是聯合西南大學等15家成員單位,設立培育軟件産業人才的“超級工廠”。
二是循序漸進吸引企業入駐,小微企業遍地開花的“滿天星”計劃,到去年已經升級爲培育有競爭和帶動力的明星企業的“啓明星”“北鬥星”方案。
縱是向來以硬件制造聞名的東莞,也開始強調要爲符合條件的軟件與信息服務企業及其員工打造低成本的空間。
回到城市發展曆程上,不難發現:靠制造業發家的老牌工業城市,正在進軍軟件。
成渝一度被稱爲“世界IT工廠”。
2020年,就有“世界上每3台筆記本電腦、每10部手機,就有一個來自重慶”“全球每10台iPad,有7台是成都制造”的說法。
到現在,成渝地區電子信息先進制造集群仍在我國45個國家級集群之列。
東莞就更不用說了。在“中國制造”風靡全球的年代,它已經是中國制造業一張典型名片,作爲“世界工廠”享譽全球。
武漢的工業發家路則要追溯到1958年——武鋼産出新中國第一爐鐵水。改革開放後,武漢的産業結構中,發電、機床、船舶、汽車等重工業更是節節攀升。
近年,伴隨東風總部落地武漢,“武襄十隨”汽車産業集群入選國家級制造業産業集群,汽車制造成爲武漢的第一大支柱性産業。
那麽問題來了,這些靠著制造業發家的工業硬核城市,爲什麽會青睐軟件?
【2】
要談原因,繞不開“大勢所趨”四字。
先來講講身邊的例子。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用的手機已經不僅是曾經的通信和娛樂工具,桌面上每多下載一個APP,手機就多一項功能。
APP,就是我們最常見的、具象化的軟件。發展到現在,通過軟件的賦能,這小小一方屏幕已經可以幫助我們完成社交、購物、娛樂、工作、學習等各項事務。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作爲信息技術的載體,軟件延展了硬件的功能。
而後是系統,電腦的Windows、手機的鴻蒙,也都是離我們非常近的軟件系統。如我們所見,電腦和手機等電子産品的系統每一次更新,就會帶來硬件能力的新一輪叠代。
當然,這些都是相對日常和具象的軟件。
軟件更宏大的價值體現在産業上。
當前,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成爲熱詞,我們進入了一個“網絡化”“智能化“數字化”的時代。
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形成的底座上,多個産業聚集、交融,並衍生出一個個新興的産業。
軟件,正是這個“底座”,是産業融合發展的關鍵。
例如,汽車行業內盛行的“軟件定義汽車”。
過去,汽車是“四個輪子,兩張沙發、一塊鐵皮”。現在,我們青睐更智能、舒適的汽車,就需要一個更智慧的系統。
目前業內常提到的智能座艙,就是這個智慧系統的外化。通過傳感器和識別技術,智能座艙可以調節座椅。算法還可以計算出車輛行駛的較佳效率,降低能源消耗。
這一切,都基于AI引擎的引入,這就是汽車的“軟件”之一。
在工業領域,我們還會看到這樣一個“自動化車間”:機械臂在流水線前作業,負責組裝、打包等程序,隨後,自動導向車(AGV)將貨物送進倉庫,而後,倉儲管理系統(WMS)更新倉儲數據,再由企業資源計劃系統(ERP)按照各項需求完成産品的分發。
整個生産過程都基于智能系統的調配,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數字化”“信息化”的應用。
其實就是各項數據彙集後,軟件系統再進行處理、分類,並傳導至應用端指導生産的過程。
通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軟件無形中已經滲透各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生産方式。
需求即前景。2021年底,我國出台了《“十四五”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規劃》,從宏觀層面強調了軟件賦能産業的重要性。
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信息化和互聯網的風靡已經讓我們看到了信息技術的爆發力。那這一次,軟件會帶來什麽樣的驚喜,各個城市都滿懷期待。
【3】
不過,發展軟件産業,不是逐浪而行就行的。各工業城市投身軟件,究其根本,還是産業賦能升級的需要。
東莞是最典型的例子。作爲國內電子信息産業的代表,東莞的工業表現一直很亮眼。2022年,東莞規上電子信息工業産值9470億元。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到2022年,東莞的“三大手機”——華爲、OPPO、vivo合計産值已經連續三年下滑。
彼時,電子信息産業的工業增加值比例爲25.4%,而東莞的這一比例爲17.7%,遠不及行業的平均水平。
瓶頸還是在電子信息産業。
東莞市2022年度《數字經濟發展報告》中明確點出:東莞軟件、新興産業等“軟”實力和創新動力不足。
上述報告顯示,東莞研發設計類軟件市場,已經被市外的企業完全占據。
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大潮中,東莞超過73.41%的制造業企業使用的是外地供應商的産品和服務。
本土從事工業軟件研發和銷售的少數企業,也面臨著規模小、市占率低的困境。
電子信息産業已經不像過去那樣,依靠人口紅利大興制造就可以占有市場。軟件,也就成了“東莞制造”向“東莞智造”轉型的希望。
我國軟件産業發展至今,深圳、上海、杭州、南京等名城已經先行占領了技術和資源的高地。
與“標兵”們相比,東莞等後來的工業城市,需要立足自身的産業優勢發展軟件産業。
東莞于2022年印發的文件和今年更新的《軟件與信息服務産業集群培育發展行動計劃》中都多次提到,要“依托電子信息制造、工業互聯網等産業基地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應用軟件,培育自主軟件産業生態”。
這一邏輯同樣可以應用到武漢身上。去年9月,武漢智能汽車軟件産業園開園,落地經開區。
外界有個說法:經開區是帶著武漢的“汽車夢”誕生的。在其設立之初,經開區就獲科技部批准建立“國家電動汽車研發、産業化及示範運營基地”。
20多年過去,軟件的賦能將汽車産業帶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市場需要更智慧、更舒適的車,擁有整車制造優勢的經開區,也需要向“智能車谷”轉變。
應市場之變而變,造就了武漢的汽車軟件市場,爲武漢的軟件産業帶來新的增長極。
從目前的軟件産業數據來看,火熱的政策支持和數字經濟的大勢,已經爲各地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
2023年,東莞規模以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營收突破463億元,位于全省第四位,有望追趕珠海,競爭廣東前三。更亮眼的是它的增速,高出全國平均增速30個百分點。
在全國副省級、直轄市城市中,成都軟件産業突破5000億元大關,位列第八名;重慶軟件業務收入3152億元,闖進前十;武漢軟件業務同比增速爲20.12%,成爲增速超過20個百分點的兩座城市之一。
如此看來,老牌工業城市向軟件市場求可能,與其說是“工業‘硬’市軟件化”,不如說是軟件賦能下,發展新型工業的需求。
軟件入局,一則工業強市的新故事開始敘寫。
【來源:九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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