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徽州老鄉汪直帶領三千倭寇抵達杭州灣之後，胡宗憲面臨空前的壓力。

本來，這是胡宗憲的招撫計謀取得了成效，但懾于官民對倭寇殘忍無道的記憶，謠言還是傳開了。

朝廷和民間都在說，總督胡宗憲收了汪直幾十萬兩金銀，所以不僅放任倭寇上岸，還上奏替汪直求情。

胡宗憲確實已經派人將奏疏送往帝都。在裏面，他請求嘉靖皇帝免汪直一死，讓其充當沿海防衛，平息倭患，將功贖罪。

但關于他收受汪直巨額賄賂的謠言傳開後，他趕緊派人追回那封奏疏，重新發了一封。

在新的奏疏裏，胡宗憲措辭嚴厲，說汪直是帝國東南沿海局勢緊張的罪魁禍首，罪不可赦。

那一刻，“倭寇頭目”汪直的生命將畫上句號。

而人言可畏，不僅是胡宗憲，也是大明王朝所有幹事業的英雄，無法掙脫的魔咒。

▲胡宗憲，一個飽受爭議的明朝人物。圖源：電視劇照

倭寇問題的産生跟明朝立國幾乎是同步的。

最早，張士誠、方國珍等原本占據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敗後，殘余勢力逃亡海上。這些人開始與日本列島上的浪人和武士相勾結，騷擾山東沿海州縣，導致明初海疆不靖。

對此，明太祖朱元璋很惱怒。

他多次遣使往日本，要求日本南朝征西將軍良懷取締倭寇，卻遭到良懷的拒絕。此後倭寇還從山東一路向南，騷擾和掠奪浙江、福建沿海。

不僅如此，在與日本的國書往來過程中，由于良懷的言辭不遜，朱元璋感覺受到了冒犯，一度表態要出兵遠征日本。

但是，鑒于元朝遠征日本失敗的曆史教訓，朱元璋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一計劃，並將日本列入“不征之國”，寫進《皇明祖訓》中，要求子孫恪守。

對于日本而言，朱元璋的綏靖政策助長了他們的肆無忌憚，此後，倭寇侵擾有增無減。

無奈之下，朱元璋只能下令加強海防建設，在沿海構築了75座城池，設置要塞和哨所，部署兵力達到10萬左右，對倭寇采取了防禦姿態。與此同時，他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規定“片板不許下海”。

直到明朝立國大約25年後，1392年，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任將軍足利義滿統一了日本。爲了同明朝進行通商，足利義滿對倭寇采取了嚴厲的取締政策，爲禍甚深的倭寇團夥開始走向衰亡。

足利義滿遣使赴明朝，在國書中奉明朝爲正朔，並稱臣納貢。

明成祖朱棣上位後，同意與日本確立勘合貿易關系，明確今後只有持有明朝發給的官方憑證（即勘合）的船只，才能得到明朝的承認並進行朝貢貿易。這種貿易關系後來持續了一個半世紀。

跟良懷的倨傲不同，足利義滿以卑微的姿態取得明朝的認可。而他在與明朝的朝貢貿易中獲得豐厚的利潤，這支撐了其度過統一日本南北朝後面臨的財政危機。所以，取締倭寇，對于陷入財政困境的足利義滿來說，顯然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明朝的海疆也在勘合貿易體系確立後，獲得了相對的安甯，大部分倭寇消失了。

在東亞曆史學家的論述中，貫穿朱元璋統治時期的倭寇被稱爲“前期倭寇”，以區別于100多年後的嘉靖時期倭患。

從嘉靖在位的16世紀初期開始，倭寇卷土重來，禍害中國東南海疆，這一時期被稱爲“後期倭寇”，亦稱“嘉靖大倭寇”。胡宗憲和他的前任們抗倭的曆史，便在此時拉開了序幕。

▲明朝倭寇有前後期之分。圖源：電影劇照

1523年，嘉靖皇帝朱厚熜剛繼位兩年，三艘來自日本的朝貢船只駛入了甯波港。

按照明朝的規定，掌管朝貢貿易的機構是市舶司，全國共設浙江（在甯波）、福建（在泉州）、廣東（在廣州）三個市舶司，其中負責對日貿易的是浙江市舶司。

明朝對朝貢貿易有一系列的程序，簡單來說，日本的朝貢船進入甯波港後，入明使者必須交驗明朝先前頒發的勘合，經核對無誤後，才允許登陸，並被安置在接待站內等待北京的進京許可。獲得進京許可後，他們才能帶上國書、貢品和貨物，在明朝人員的護送下進京。這套流程走下來，日本一趟朝貢貿易經常要花去三四年時間。

當時日本幕府已經勢衰，與明朝進行勘合貿易的權力掌握在細川和大內兩氏手中。兩家都不願放棄勘合貿易的肥肉，于是上演了一場爭奪戰。

就在大內氏派遣的三條船抵達甯波港的幾天後，由細川氏派出的一條船也到了甯波。細川氏派出的人員中，有一名副使宋素卿是甯波人，精通明朝內情，一上岸就立即去賄賂市舶司太監賴恩。一番操作之後，細川氏的船雖然比大內氏來得晚，他們持的勘合也是過期的，但還是得到了更好的接待。在宴席上，細川氏的正使鸾岡瑞佐還被安排在大內氏的正使宗設謙道的上座。

宗設謙道非常惱火，當即率領部下發動襲擊，殺死鸾岡瑞佐等十多人，放火燒掉了細川的船，並追殺宋素卿，從甯波一直追到了紹興府城。最終還是被宋素卿跑掉了。

宗設謙道一行殺紅了眼，在折回甯波的路上，隨意殺掠中國人，然後奪了明朝的船只，逃回日本。

這起由日使爭貢事件引發的血案，影響十分惡劣。明朝方面隨後處置了賴恩，逮捕了宋素卿。宋素卿被判死刑後，死于獄中。

而更深刻的影響是，明朝官民對日本的信任感急劇下降。事件發生幾年後，1529年，浙江市舶司被廢除。日本與明朝的勘合貿易一度受挫，一些利益受損的日本商人、武士和豪強轉而做起了走私貿易，並逐漸演變成海寇。

巧合的是，這一時期，日本發現了産量巨大的銀礦。原本在貿易鏈條中對中國毫無吸引力的日本，因此成爲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商船趨之若鹜的目的地。當時，700文一等成色的銅錢在明朝可以換一兩白銀，而在日本，換一兩白銀僅需同樣成色的銅錢250文，中間存在兩到三倍的套利空間。而且，中國的絲、綢、棉、瓷等商品轉銷日本的利潤非常大。經濟利益驅動中、日兩國的走私者，冒死進行交易。

在浙江市舶司廢除後的10多間，以雙嶼島（今屬浙江舟山）爲重要據點的中日走私貿易圈趨于鼎盛。這個走私貿易圈由海寇、葡萄牙商人、日本商人、中國沿海勢家大族及沿海走私商人等多種勢力構成，錯綜複雜，彼此糾纏。

對明朝的稅源和政治控制力而言，走私是一個不能容忍的威脅。

在這些風起于青萍之末的征兆發生之時，日後的抗倭名臣胡宗憲還只是一個在仕途流轉中鍛煉能力、積累資格的官員。但另一個年長胡宗憲18歲的抗倭名臣朱纨，此時已經被頂在了時代的風口浪尖上。

▲抗倭名臣朱纨死于不願變通。圖源：網絡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朱纨被擢升到抗倭第一線，達到個人仕途的高峰。

職位是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這是明朝應對東南沿海新形勢而設立的職位，朱纨是首任巡撫，掌管兩省軍務。

蘇州人朱纨是明朝罕見的賢臣，集清廉能幹于一身。據說他是在獄中出生的，從小生活貧困，20多歲考中進士後，爲官一直頗有口碑。

在他負責抗倭之前，以雙嶼島爲核心的中日走私貿易圈，已經“繁榮發展”了十幾二十年。由于有利可圖，海寇、走私者與沿海勢家大族及其在朝廷中的利益代言人，結成了相對牢靠的利益同盟。只要朝廷有風吹草動，雙嶼島的走私團夥總能第一時間獲悉，並安全躲避任何一次檢查。

朱纨的到來，第一次打破了官匪勾結的局面。

當時朝廷上圍繞著明太祖以來的海禁政策，展開了存與廢的爭論。利益決定立場，總體上，閩、浙等沿海出身的官員，多主張廢除海禁；而未能從海洋貿易中分一杯羹的內陸省份出身的官員，則普遍主張嚴厲執行海禁政策。但沿海省份出身的朱纨，持方卻與那些利益先行者相反。

到任後，他堅持正統的立場，采取前所未有的強硬手段，誓要整頓海防，清剿倭寇與通倭奸民。

他指派都司盧镗率兵攻克雙嶼島，活捉了島上幾乎所有的海盜頭目，其中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和葡萄牙人。一個叫汪直的人僥幸逃脫，後來去了日本平戶。

雙嶼島被搗毀後，閩浙沿海的勢家豪族先不幹了。史載，“城中有力之家素得通番之利，一聞剿寇之捷，如失所恃，衆口沸騰，危言相恐”。于是朱纨遭到了浙閩籍在朝官員的彈劾。

1549年，朱纨當衆誅殺了海盜頭目許棟、李光頭等96人。

有禦史據此上奏彈劾，稱朱纨不等朝廷批示，擅自殺戮。

朝廷遂停了朱纨的官職，並派人前往浙江、福建進行調查。朱纨知道消息後，痛哭流涕：“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

于是，他給自己寫了一通墓志銘，寫得極爲悲怆：

“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

寫完，喝下毒藥自殺。

朱纨自殺半年多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七月，朝廷竟然還下令，要逮捕朱纨至京審訊。

朱纨的悲慘結局，使得此後很長時間內帝國官員無人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巨商、豪族勾連在一起，進入了瘋狂的收割期，史載，“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余年”。

當朱纨憤而自殺的時候，38歲的胡宗憲正處在事業的上升期。他剛剛在帝國北疆平息了兩起士兵嘩變事件，展示了個人的手腕與能力。

胡宗憲出身徽州績溪縣龍川胡氏，父親是當地飽學之士，家境殷實。他的父母從小“雞娃”，爲胡宗憲重金聘請名師，讓他接受精良的塾館教育。胡宗憲也很自覺，“經史過目成誦”，成績稍有落後，便“終日涕泣不食”。

但他不是一個典型的書生，而是膂力過人，喜歡騎射，愛好鑽研軍事書籍。

嘉靖十七年（1538年），26歲的胡宗憲中了進士後，步入仕途。當過兩地的知縣，有口皆碑。史書說他“倜傥不羁，嚴信賞罰，民鹹服之”。

不像一般的清流士大夫總是背負著沉重的道德感，胡宗憲沒有這方面的壓力。他很懂得變通，擅長權術。但他爲官有一條准則，就是“斂不及民”。

舉個例子，明朝規定有官員路過某地，則該地要負責其吃喝拉撒睡，還要出民力供差遣，地方百姓深受其苦。胡宗憲當知縣期間做了一項改革，將當地稅糧的超額部分儲存起來，以備各種迎來送往的開支，從此無需給百姓增加額外的負擔，故“民服之”。

胡宗憲真正從地方官員轉變爲帝國邊疆大吏，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出任宣（府）大（同）巡按禦史。上任後，他不僅擔著風險順利解決了因兵部尚書兼宣大總督翁萬達處置不當引發的士兵嘩變事件，還基于現實需要，提出重賞間諜以獲得可靠軍事情報的主張。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軍事理念，日後在抗倭戰爭中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運用。

自朱纨自殺之後，帝國東南海疆軍備松懈，倭寇橫行。沿海官民畏倭如虎。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大規模的倭寇在浙東沿海諸城劫掠。

翌年（1553年），倭寇開始深入到浙西搶掠，並蔓延到江蘇，沿海數千裏同時告警。

到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72人的倭寇在浙江登陸，自西向東，縱橫嚴州、衢州、饒州、徽州等地，曆時80余日，“經行數千裏，殺傷幾四千人”。

根據明朝戲曲理論家、松江華亭（今上海奉賢區柘林鎮）人何良俊的記載，這一小股倭寇兜了一圈，來到陪都南京，南京守軍與之對戰，結果守軍死了八九百人，而倭寇“不折一人而去”。

倭寇登陸入境的記載，在嘉靖中後期十分常見，而我們看到的是，明朝軍隊往往“望風奔潰”。同一年，一小股倭寇來到溧水縣，溧水縣丞趙珠臣直接“棄城走”，任由這群倭寇在城內百姓家吃住了兩天後離去。

這時候，在東南抗倭的主將，是張經和李天寵。作爲東南五省最高軍事指揮官，張經總督抗倭事宜，職權極大，而浙江巡撫李天寵配合張經。李天寵知道沿海的士兵不可恃，故請求調任西南五千狼兵入浙。

在這期間，李天寵手下參將俞大猷等人曾取得擒殺倭寇300多人的戰績。但隨後，李天寵接連遭遇兩場敗仗，督師浙江的工部右侍郎趙文華借機彈劾，稱李天寵“嗜酒廢事”。朝廷遂罷黜了李天寵。

與此同時，張經命盧镗、俞大猷、湯克寬等抗倭名將率軍，連同西南狼兵一起，水陸並進，在浙江嘉興王江泾圍剿倭寇。這一仗殲滅倭寇1900多人，是東南抗倭以來的最大勝利。

王江泾大捷傳來，張經卻同樣遭到了趙文華的彈劾，說他“畏賊失機”。

嘉靖看到彈劾張經、李天寵的奏疏，大怒，下诏逮捕二人下獄。沒多久，接到了王江泾大捷的奏報，嘉靖問嚴嵩怎麽回事兒，不是說張經“畏賊失機”嗎，怎麽還打了勝仗了？

嚴嵩說，王江泾大捷實乃趙文華與浙江巡按禦史胡宗憲的功勞。

原來，人事的背後是政治鬥爭。趙文華是內閣首輔嚴嵩的馬仔，張經、李天寵爲人正直，不肯屈服于趙。趙遂尋找機會，陷害二人。這才發生了顛倒黑白的一幕——就在王江泾大捷的五個月後，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張經、李天寵遭斬首，同日被冤殺的還有敢于直言的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國家一日殺了三名賢臣，“天下冤之”。

▲嘉靖一日殺三賢臣。圖源：電視劇照

嚴嵩一黨除去張經、李天寵，是在爲自己人鋪路。

李天寵被殺後，趙文華便上奏朝廷舉薦胡宗憲擔任浙江巡撫。而在張經之後，東南五省總督的兩任繼任者也先後遭到趙文華彈劾，最終以胡宗憲代之。

此後，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底，胡宗憲除總督一職之外，同時兼任浙江巡撫，在職長達六年。史載胡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幸運的是，曆史還真給了他表現的機會。

跟張經等人的正直與風骨不同，胡宗憲很識時務。當初一到浙江，就通過獻金融入了趙文華及嚴氏父子的政治圈子，從而迎來了個人仕途的快速升遷。

不僅如此，他還拼命討皇帝的歡心。嘉靖崇尚道教，喜歡青詞與祥瑞，這在當時幾乎人所周知。胡宗憲投其所好，曾向皇帝進獻白龜、白鹿、五色靈芝等象征祥瑞之物。尋找這些稀罕之物，恐怕費了他不少心思。他的幕府中網羅了徐渭、唐順之、田汝成等當世大才子，主要目的就是爲皇帝撰寫青詞，以及報捷獻瑞時揣測帝意、寫表獻文。

這些做法，成了嚴黨倒台後胡宗憲遭清算的原因，也是他在後世口碑不算好的根源。

但公平地說，在皇權專制體制下，皇帝和他的代理人是一體的。當嘉靖皇帝20年信任“馭君有術”的嚴嵩，任由其把持朝政，一個官員想要晉升，不管出于什麽目的，勢必要采取討好其代理人的姿態。否則，要麽沒命，要麽沒機會出頭，胡宗憲的前任們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所以，在一個所謂奸臣當道的時代，問題的關鍵恐怕不在于上位者的道德，而在于上位者的作爲——他用不道德的手段上位後，究竟想幹嘛，究竟幹了什麽。

▲不同于海瑞的黑白分明，胡宗憲一直在灰色地帶做事。圖源：網絡

成爲東南抗倭的一把手，胡宗憲首先在倭患最嚴重的台州、溫州和甯波等地考察。他發現各地武備松弛，“聞警辄逃，全不足恃，以致群盜鼓行而入，攻毀縣治，若蹈無人境耳”。而入境倭寇不僅皆提倭刀，勇猛善戰，而且“進退縱橫，皆按兵法”，一看就是訓練有素，這幕後一定有組織者。

經過衡量雙方戰鬥力，胡宗憲認爲要消滅倭寇和海盜並不現實，遂定下了誘降爲主、剿撫並舉的策略，即“攻謀爲上，角力爲下”。

正如朱纨當年的發現一樣，倭寇的最大頭目其實都是中國海盜。李光頭、許棟被朱纨殺死後，新一代的倭寇頭目長成。此人，正是從雙嶼島逃脫的汪直。

汪直是徽州鹽商出身，後來爲日本人當牙儈（經紀人）。由于從事海上走私風險大，爲了家屬的安全，他隱瞞真姓，自稱“王直”。

朱纨自殺那一年，蒙古俺答汗兵臨北京，明朝出現了北虜南倭的雙重危機。朝廷的選擇很明確，防務重心立馬轉向了北方，而對于東部沿海的倭寇，則采取了“以寇制寇”的綏靖策略。由于汪直的性格比較內斂謹慎，不像其他海寇頭目那麽跋扈，因此逐漸取得官府的信任，加上浙江地方豪強的幫助，數年間便吞並整合了盧七、沈九、陳思泮等海寇勢力。

等到官府反應過來，“海上無二賊”，汪直集團一家獨大的局面已經形成。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名將俞大猷等統兵進擊汪直駐紮的烈港（在舟山市定海區金塘島西北隅），最後被其突圍，遁逃至日本平戶。此後，以汪直爲首的海寇勢力憑據日本平戶爲基地，連年勾結倭寇，劫掠中國濱海。最鼎盛時，汪直擁衆十萬余，大小船只無數，自稱“徽王”。過往的船只，都要打著“五峰”（汪直，號五峰）旗號方能通行。

胡宗憲決定誘捕汪直。

他與汪直是徽州老鄉，利用這層關系，他將被關在金華監獄中的汪直母親、妻子釋放，爲她們提供衣服、食物和住所。隨後，他派遣蔣洲、陳可願出使日本。在汪直的養子汪滶（原名毛海峰）的引薦下，兩人在日本見到了汪直。蔣洲把胡宗憲善待汪直母親、妻子的做法告訴汪直，並勸說汪直立功自贖，歸順朝廷。汪直聽完，有些心動，但他說日本現在割據政權林立，他需要時間逐個去宣谕禁止倭寇。

于是，蔣洲被留在日本，而作爲交換，汪滶隨陳可願返回浙江，面見胡宗憲。

胡宗憲重賞了汪滶。汪滶隨即將另一名倭寇頭目徐海打算入侵的消息，告訴了胡宗憲。

徐海也是徽州人，原爲汪直舊部，後獨立組建了一支數萬人的海寇隊伍，勢力僅次于汪直。他曾多次率領倭寇入寇長三角。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徐海果然率陳東、葉明和辛五郎等日本大隅、薩摩兩島的倭寇進犯浙江沿海。倭寇人數達萬余人，來勢凶猛。胡宗憲一開始主張武力抗衡，但展開激戰後發現倭寇實力強勁，于是轉而采取離間計。他派人拿著汪滶的勸降書去招撫徐海，同時挑撥離間另外兩名倭寇頭目陳東、葉明與徐海的關系。

徐海聽到汪直已投降、陳東又反叛他的消息後，大驚失色。不久，他以弟弟徐洪爲人質，並抓了葉明和陳東獻給胡宗憲。爲了表示歸順的誠意，他後來又親自帶領數百名倭寇，至平湖城（今浙江嘉興平湖）請降。

經過談判，徐海被安排駐軍于平湖城外的東沈莊。與此同時，胡宗憲悄悄釋放了陳東和葉明，寫信命他們駐在西沈莊，伺機進攻徐海，立功自贖。胡宗憲又故意將書信內容泄露給徐海。

至此，離間之計已成，兩夥人隔河相望，互相猜忌，指責對方，隨後展開火拼。第二天，早已布置好的明朝官兵才出場收拾殘局，包圍了這兩支互相殘殺的倭寇。

沒有退路的徐海，最後投水自殺。徐洪、陳東、葉明、辛五郎等人，則被活捉，押送京師。其余逃往舟山的倭寇殘余力量，遭到俞大猷的阻擊。在這之後，兩浙地區的倭患逐漸平息下來。

現在，只剩下搖擺不定的汪直了。

▲明朝畫家仇英所繪倭寇圖卷局部。圖源：網絡

注重軍事謀略的胡宗憲，其實也不怕死戰。在他領導抗倭戰爭的七八年間，“大小數十百戰”，而他自己堅持抵在第一線，“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間督戰”。

有一年，由于倭寇入侵，鄉村民衆堅壁清野，明軍所至之處往往缺乏飲食。胡宗憲率軍四處覓食，來到了一個小道觀。道士聽說胡宗憲是來抗倭的，連忙拿出僅有的一點食物招待他。恰在此時，他培養的間諜回來報告倭寇內情。

胡宗憲聽說這名間諜已經餓了兩天，趕緊把自己僅有的食物給了他。

道士提醒胡宗憲說，道觀裏只有這點食物了，你自己留點吧。

胡宗憲說，吾甯忍饑以食有功。越是珍貴，越應該給有功勞的人吃。

正是受胡宗憲的誠意感召，當時東南地區一批文韬武略的能人都雲集在他的麾下。人稱“俞龍戚虎”的帝國兩大抗倭名將俞大猷和戚繼光，曾在胡宗憲的手下聯手抗倭，大展身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戚繼光調往浙江抗倭的第二年，胡宗憲就推薦他任參將，鎮守倭患最烈的甯波、紹興、台州三府，將他放在抗倭第一線。當時，戚繼光還不到30歲。

胡宗憲大力支持戚繼光訓練浙兵，實現其以“浙人守浙土”的主張。大約兩三年後，胡宗憲聽說義烏的鄉民在與處州（今浙江麗水）的礦工爭奪采礦權的械鬥中取得大勝，認爲義烏民凶悍可用，于是命令戚繼光裁汰老弱殘兵，去義烏招募三千兵丁。不久，戚繼光創立戰鬥陣法“鴛鴦陣”，胡宗憲觀摩後高興地說：“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這就是後來威震帝國的戚家軍。

徐海集團被剿滅一年後，嘉靖三十六（1557年）八月，被汪直留作人質的蔣洲從日本回到了浙江。這意味著胡宗憲招撫汪直的計劃有了新進展。但俞大猷對招撫汪直的做法表示堅決反對，雖然胡宗憲此時仍容許不同意見存在，但後來到了緊要關頭，二人的矛盾便凸顯了。

三個月後，汪直親自率領日本的領主特使40余人，以及3000名全副武裝的倭寇，登陸浙江岑港（位于舟山）。他的養子汪滶上岸，負責與胡宗憲交涉受撫事宜。

汪直率領倭寇抵達浙江的消息傳開後，沿海官民驚慌失措，都擔心汪直集團隨時激變，連北京也是“朝議哄然，謂（胡）宗憲且釀東南大禍”。

胡宗憲爲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他仍然力主撫議，避免與汪直集團硬剛。

爲了讓汪直盡快歸順，胡宗憲又使出了他十分擅長的權謀。他故意將機密文件放在案頭，隨後出去飲酒，大醉後邀請汪滶入內密談。沒一會兒，因爲酒勁太大，胡宗憲已經熟睡打鼾了。汪滶很容易就趁機看到了總督大人的機密文件，這些文件包含了胡宗憲本人起草的請求朝廷寬恕汪直的奏疏，以及被胡宗憲扣留下來的手下將領的請戰書。汪滶連夜抄錄後假睡，次日一早就起身告辭，把情報報告給了汪直。

汪直由此感受到胡宗憲的誠意，放下了戒備，僅帶領數名親信進入浙直總督府拜谒胡宗憲。這時候的胡宗憲確實真心想招撫汪直，于是對汪直承諾將開放海禁，並說服汪直去拜訪浙江巡按禦史王本固。

汪直隨後在遊覽西湖的過程中，卻被王本固派人逮捕入獄。

此時，外面已經流言四起，朝廷和民間都在說，總督胡宗憲收了汪直幾十萬兩金銀，所以放任倭寇上岸。胡宗憲一驚，生怕自己難以洗刷清白，趕緊派人追回了他此前奏請朝廷寬恕汪直的奏疏，改發了另一封要求嚴懲汪直的奏疏。

汪直被捕的消息傳回岑港，汪滶大怒，將胡宗憲派去的人質、通事夏正肢解了。隨後阻斷岑港，占據舟山，向明軍發起進攻。

胡宗憲派俞大猷和戚繼光合兵一處，將汪滶包圍，四面攻打。由于岑港地勢較高，俞、戚采取仰攻姿勢，打得頗爲艱難，將士死傷慘重，仍未能攻下岑港。此戰打到第二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才在俞龍戚虎的猛烈夾攻下逃離岑港。

眼看倭寇往南逃竄到閩、粵一帶，俞大猷主張乘勝追擊，而胡宗憲認爲此輪強攻已經損失太大，故不督兵追擊。這時，福建籍禦史李瑚上疏彈劾胡宗憲，指責其放縱海寇釀成禍端。因爲俞大猷和李瑚都是福建人，胡宗憲據此懷疑這起針對自己的彈劾是俞、李二人共謀，遂先下手爲強，把責任全部推給俞大猷。他指控俞大猷違抗軍令，縱容倭寇逃竄。俞大猷被逮捕下诏獄。後來，俞大猷的好友、錦衣衛首領陸炳賄賂了嚴嵩的兒子嚴世蕃，俞大猷才被釋放，到了大同巡撫李文進手下立功贖罪。

胡宗憲爲了自保，汙蔑俞大猷導致其下獄，這再次證明胡宗憲是能臣，但絕對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完人，他在道德上有不少飽受爭議的汙點。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汪直被拉到杭州的一個港口處死。同年，在東北，一個叫努爾哈赤的人降生了；在歐洲，伊麗莎白一世加冕爲英國女王，因爲縱容和扶持海盜集團的擴張，她後來被稱爲“海盜女王”。

而胡宗憲將迎來個人仕途的頂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被擢升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禦史。一年後，又被晉加少保之銜，並節制江西等七省總兵，權勢盛極一時。

▲胡宗憲開始走向仕途巅峰。圖源：電視劇照

憑借抗倭軍功而平步青雲的胡宗憲，此時並未意識到高處不勝寒。但史書說，胡宗憲握權太重，故“才得展而禍機亦萌矣”。

因爲權術贏得做事的舞台，也終將因爲權術，招來禍端。

胡宗憲晉封少保僅僅一年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大明內閣首輔之爭進入最後的階段：隱忍多年的徐階將山東道士藍道行介紹給嘉靖，藍道行在爲皇帝扶乩時看到嚴嵩進來，遂以附體之神靈稱“今日有奸臣奏事”。早已厭煩了嚴嵩的嘉靖一聽，怒上心頭，將年邁的嚴嵩罷官，並逮捕其子嚴世蕃。

受嚴氏父子倒台的牽連，朝廷言官以貪汙軍饷、黨庇嚴嵩等十大罪名彈劾胡宗憲。胡宗憲的處境變得岌岌可危。

很快，胡宗憲被逮到北京受審。

這時，真正的權術大BOSS嘉靖皇帝卻突然降旨說，胡宗憲不是嚴嵩一黨，這八九年來，都是朕在提拔他。朕當初因胡宗憲捕獲汪直而封賞他，現在如果加罪，今後誰爲我做事呢？讓他回籍閑住就好了。

皇帝發話，胡宗憲總算免于牢獄之災。但他被剝奪了一切權力，仕途到此爲止。

胡宗憲回徽州老家閑住了快兩年後，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帝國政爭再次波及到他。這一年，嚴世蕃被告勾結倭寇圖謀叛逆，遭斬首。嚴氏父子及其主要幕僚均被抄家。

在查抄嚴世蕃的幕僚羅龍文的家産時，禦史發現了一封胡宗憲被彈劾後自擬的聖旨。嚴嵩當權時，嚴世蕃長期非法值宿內閣，並代其父撰寫聖旨草稿，這在當時的帝國政界人所共知。所以胡宗憲私下草擬了聖旨，托羅龍文轉交嚴世蕃，希望後者利用其權力，使自己免于被彈劾。羅龍文還未來得及將這封聖旨交給嚴世蕃，嚴氏父子已經倒台。這封未被及時銷毀、一直藏在羅家的聖旨，就這樣給了做事向來不拘泥規矩的胡宗憲致命一擊。

“妄撰聖旨”這種事被公開出來，曆史上還沒有哪個皇帝能忍得了。于是，54歲的胡宗憲再次被押至北京。

在獄中，胡宗憲遞上萬言書《辯誣疏》，結果石沉大海，沒有回響。他自知這次難免一死，寫下絕命詩後自殺：

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

當時人都傳說，胡宗憲貪汙了巨額軍饷，家裏有金山銀山，但據明朝官員蕭彥後來回憶，胡宗憲死時，“其家也幾乎壁立”。

可這並不能阻止嚴黨的對手、新任內閣首輔徐階將那些莫須有的針對胡宗憲的指控，寫到了朝廷實錄裏面。可憐一代封疆大吏，至死都背負著罪名和罵名。

就在胡宗憲被罷官革職之後，戚繼光還在繼續追剿南下閩粵的倭寇，最終完成了胡宗憲未竟的抗倭事業。到胡宗憲自殺之時，騷擾帝國長達三四十年的“嘉靖大倭寇”終于平息了。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說，此後，東南數百年免倭患，皆胡宗憲再造之功也。

遭遇兩極化的評價，胡宗憲生前死後皆如此。這也是混亂年代，任何一個希望有作爲的官員需要面對的兩難處境：是像張經、楊繼盛一樣，不惜以生命獻祭，對抗權臣；還是像胡宗憲一樣，趟入渾水，委曲求全，贏得做事的空間？

或許，這兩種人都是國家需要的棟梁，所以，我們才有彪炳千秋的道德脊梁，也有支撐危局、解決實際問題的實幹家。

隨著時間推移，死去的胡宗憲慢慢獲得了同情之理解。杭州和嘉興人爲了紀念這名抗倭英雄，爲他修了祠堂。明末史學家何喬遠也說，世人罵胡宗憲“內結嚴嵩，外比趙文華以自固”，殊不知他死了那麽多年，浙江人還是忘不了他的功業。“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道在委蛇矣”，何喬遠說。胡宗憲討好嚴黨，不是爲了魚肉百姓，而是爲了建立功業。明白這一點，他的虛與委蛇和一腔苦衷就值得尊敬。

1567年，嘉靖駕崩後，他的兒子隆慶皇帝繼位。根據福建巡撫塗澤民的奏章，隆慶放棄了明朝開國以來實行了200年的海禁政策，開始准許民衆到海外進行貿易。雖然由于倭人入寇的慘痛記憶，日本仍在禁止之列，但胡宗憲以招撫爲主、追剿爲輔的思想，終于有了正面的回響。

1572年，胡宗憲死後7年，朝廷爲他平反。

1596年，胡宗憲死後31年，禦史朱鳳翔將他與于謙並列爲明代“功勳最著者二臣”，請萬曆皇帝予以表彰。萬曆采納了這一建議，追賜胡宗憲以“襄懋”的谥號。

時至今日，我們記住了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和戚繼光，但也請記住他們的上司胡宗憲，盡管他並不完美。而正是他的道德瑕疵，讓我們時刻警惕：

曆史中每一個幹大事的人都活得很不容易，我們要指摘的是那個時代，而不是在時代中浮沉的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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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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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山根幸夫著，邱明譯：《明代倭寇問題研究》，《黃淮學刊》（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