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腥風的抗日戰爭歲月裏，日本侵略者鐵蹄遍布，殘暴不仁。

他們猶如野獸般四處蹂躏，企圖吞噬整個中國。

然而，不論是日軍自诩的“兵強馬壯”還是國民黨的不甚完善的抗戰策略，都未能使得陝西大地屈服。

日軍雖曾踏遍華北，卻始終未曾跨過那條泾渭分明的黃河，向延安進犯。

他們放棄攻陷陝北，豈是出于仁慈？

或許有人會說，日軍若真的鐵了心要攻下延安，中國的命運會否改寫？

日本侵華時，爲什麽不進攻陝北，是時候說出當年的真相了！

黃河阻戰，陝地不屈

抗戰風雲年間，日寇狂轟濫炸陝西，八年戰火未曾停歇。

據統計，日軍在陝西上空遺下的炸彈多達1.36萬余枚，炸毀房屋數以萬計，無辜民衆死傷無數，災難之深重可謂居全國之首。

然而在這場漫長且殘酷的抗戰中，除了府谷滄陷那短暫的數小時，陝西竟似巋然不動，日軍始終未能完全占領這塊堅強的土地，這究竟是爲何？

自1937年秋，日本侵華戰火全面爆發之後，日軍一度將陝西視爲突破口，以爲若能占領陝西，便能一舉向西北及西南挺進，從而實現其南北夾擊之謀。

日軍以五萬之衆，三倍于我軍的兵力，加之空軍、炮兵的密集配合，其鋒芒畢露，信心滿滿以爲勝利唾手可得。

然而，當日軍浩浩蕩蕩推進至陝西東界黃河之濱，這條自古以來的天險似乎給他們帶來了不小的困擾。

黃河，以其波濤洶湧，自然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

冬日將盡，春風未起之際，日寇謀劃新的進攻。

其策略，竟是空前絕後：首先派遣空軍，對我方守軍進行連番的狂轟濫炸，意圖瓦解我軍的抵抗意志；

繼而動用裝備精良的武裝船只，企圖強行渡河並占領渡口；

後有步兵、汽車與裝甲部隊緊隨其後，圖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突破黃河防線，對我軍發起致命打擊。

自1938年起至1939年末，日軍在府谷至潼關一線，發動了二十余次渡河戰鬥。

每一次，他們都以爲憑借雄厚的軍事力量和精心設計的戰術可以輕易過河，卻不料均告失敗。

無一例外，這些戰鬥皆以日軍的潰敗而終，黃河天險在這裏得以彰顯其威力。

到了1939年後，八路軍在華北深入敵後建立了堅實的根據地，屢次向日軍發起猛烈攻擊，使得日寇精疲力盡，再無余力西顧。

國共聯手，抗敵東西

抗戰全面爆發之後，國共兩黨遂將前嫌抛諸腦後，爲國家的存亡緊密聯手，實現了曆史性的第二次合作。

自1937年炎夏八月起，八路軍主力便開始東渡黃河，毅然前往山西的抗日前線，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殘酷的戰鬥之中。

同時，根據洛川會議的決策，肖勁光將軍領導的八路軍部分精兵強將則留守陝北，堅守黃河河防，確保不讓日軍輕易越雷池一步，侵犯陝甘甯邊區的安甯。

這兩支部隊，一東一西，互爲犄角，遙遙相望，形成了一道堅不可摧的屏障，有效阻止了日軍的腳步。

自1938年春起，日軍屢次企圖向陝甘甯邊區發起猛烈攻勢，意圖斬斷這片區域與山西各抗日根據地之間的聯系，直接威脅到中共中央的安全。

然而，八路軍的河防部隊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北自府谷、南至宜川的千裏黃河河防線上布下天羅地網，頑強抵抗。

1939年3月2日，日軍駐蒙兵團自保德以炮火轟擊陝北府谷，隨後2300余名日僞軍自河曲、保德間強行渡過黃河，突襲府谷縣城。

然而，八路軍河防部隊與國民黨騎兵第二軍何桂國部緊密協作，于3月5日成功擊退了侵入府谷的日僞軍，並收複了這片失地。

繼而，3月13日，日軍第26師團部約2000人抵達神木府谷河防對岸，在炮火和飛機的掩護下，強行嘗試渡河。

但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6團以雷霆萬鈞之勢，火力全開，將日軍打擊于半渡之中，迫使其退回起點。

5月初，日軍第109師團約一個旅團沿大武向軍渡發起新的攻勢，企圖突破八路軍宋家川河防陣地。

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8團主力隨即東渡黃河，迅速前往山西汾陽離石公路側翼，對侵犯之敵實施有力打擊。

5月10日深夜，在離石西北的王婆山，該團成功將敵軍擊退，展現了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

1939年，日本侵略軍再次集結兵力，規模從3000至10000人不等，多次對陝甘甯邊區的宋家川、涼水岩、馬鬥關等黃河河防陣地發起攻勢，企圖破壞八路軍的防線。

然而，八路軍河防部隊在當地人民群衆的有力支持與協作下，不僅堅守陣地，更是展現了高度的戰略智慧與英勇。

他們采取了積極的防禦戰術，利用黃河的天然屏障和精心構築的工事，奮力擊退每一次敵軍的渡河企圖。

此外，通過靈活運用機動兵力，八路軍不斷轉移到敵人的後方，襲擊其側翼，切斷補給線，使敵軍的屢次進攻屢遭挫敗，進一步鞏固了陝甘甯邊區的河防線。

與此同時，河東地區的八路軍主力也不甘示弱，充分利用晉西南、晉西北、晉東南及晉東北等地的地理優勢，積極建立並擴大敵後抗日根據地。

他們通過頻繁的襲擾和打擊，成功牽制了大量敵軍，使其無法抽調兵力西顧。

特別是到了1940年的百團大戰之後，八路軍通過連續的重擊，大大削弱了日軍的攻勢。

雖然日軍對黃河河防還有所企圖，其攻勢卻已成爲無力的掙紮，對陝甘甯根據地未能形成實質性威脅。

雖然在這一時期，日本的戰略重心並未完全集中在陝西，對陝西的進攻頻頻受挫且規模依舊有限。

然而八路軍在黃河兩岸的堅決抗戰和有效牽制，顯然地說明了他們在阻止日軍侵占陝西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守土有責，堅決抗戰

抗戰鐵幕拉開之際，國民黨政府緊急遷都至山城重慶，蔣介石對于陝西戰略地位的重視程度愈發顯著。

他曾有言在先，向親信傾訴其戰略憂慮：“與日本人打仗，北來南往皆不懼，唯恐日本人沿盧溝橋北上入山西，再踏陝西，直抵四川腹地。”

此言不虛，陝西不僅是抗日戰爭的前沿，也是內地四川的屏障，其地位重要至極。

1937年10月3日，蔣介石在國難當頭的時刻，急電蔣鼎文，命令其速調兵馬在韓城與潼關之間構築堅固的防線與工事，並迅速鋪設通往大荔的公路與通信網絡，以此加強該地區的守備力量。

同時，他對閻錫山提出嚴令：“務必守住山西！”

這是因爲，山西的防守不僅關系到陝西的安危，進而也牽動四川的安全。

太原一旦失陷，便意味著敵人可以直接威脅到陝西乃至更遠的四川。

在太原失守後的緊急會議中，國民黨軍委會在武漢召開，重新審視整體戰略。

會議的共識明確，山西是陝西的屏障，陝西又是四川的護城河。

保住山西即是保住陝西，進而保住了四川。

出于這樣的戰略考量，國民黨決定成立西安行營，由蔣鼎文擔任主任，轄有13個步兵師、4個步兵旅和3個騎兵師，全力負責神木府谷宜川韓城、潼關一帶的河防工作。

同時，國民黨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嚴正宣告：第二戰區全體官兵，絕不可因太原的失守而撤退過黃河或退至其他地區。

一旦有違此命，軍法必嚴懲不貸。

1938年伊始，日本侵略軍對山西西部及南部展開猛烈攻勢，其野心昭然若揭：

一方面企圖自晉阿一帶突破黃河防線，直接西侵陝西；另一方面則謀劃自晉南渡河，沿隴海線向西進軍，一舉攻占陝西。

在這關鍵時刻，國民黨軍隊在晉西地區與八路軍攜手協作，肩並肩抵抗日軍的侵襲，形成了堅不可破的防線。

他們的有效配合，確保了日軍始終未能成功渡過黃河，進犯陝西。

同時，在晉南，國民黨的第一、第二戰區部隊采用遊擊戰與正規戰相結合的策略，堅守中條山要地，使得日軍屢次攻擊均以失敗告終，無法越雷池一步。

由此，陝境的安全得以保障。

隨著抗日戰場態勢的變化，國民黨在1938年11月28日的南嶽軍事會議上作出戰略調整。

此次調整增設了若幹戰區，以更好地應對戰場的需要。

具體而言，第二戰區的責任範圍被擴展至山西及陝西的榆林地區，戰鬥正面從黃河東岸的偏關延伸至風陵渡；第十戰區則負責陝西，戰鬥正面則覆蓋黃河西岸從宜川至潼關。

這一調整旨在加強黃河兩岸的防禦，以阻擋任何可能的日軍侵犯。

隨著時間的推移，日軍在中國戰場的處境愈發艱難。

面對日益增強的八路軍與新四軍的抗擊，日本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對華政策，逐漸將主要精力轉向鞏固已占領的地區。

在此背景下，對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大規模軍事進攻逐漸停滯，戰略上顯示出被動與無奈。

1941年春，日軍乘國際形勢之變與蔣介石挑起的國共內讧之機，再度磨刀霍霍向山西南部的中條山蓄勢待發。

國民黨第一戰區，爲守護晉南大門、築牢豫陝防線，調集了主力七個軍駐紮于中條山脈之巅。

總參謀長何應欽，毅然親赴戰區司令部駐地洛陽，指揮這場關鍵之戰。

到了5月7日，日軍以強大之勢，動用了六個師團、兩個旅團的兵力，從東、北、西三面同時發起對中條山的圍攻。

中條山戰役，十分悲壯。

中國守軍盡管鬥志昂揚，奮力拼殺，但面對國民黨當局推行的消極抗戰策略，終因內部不力，戰局逐步被動，導致中條山會戰不幸告負。

日寇趁勢封鎖了晉南黃河沿岸的要津，其企圖昭然若揭，意圖一舉突破黃河防線。

盡管日軍初戰得利，卻也因此損兵折將，且八路軍在其後方不斷發動騷擾與襲擊，使得日軍元氣大傷，已無力再度渡過黃河，推進其侵略步伐。

在這一系列的防禦作戰中，國民黨軍隊還同時強化了河南戰場的防禦。

特別是在中原會戰期間，蔣介石曾嚴令隴海路及黃河沿線的各部隊，絕不准無故向陝西境內撤退，要求他們守土有責，堅決抗戰。

因此，在河南的國民黨軍隊展現出了比平時更爲堅決的抗戰姿態。

他們與日軍在一城一池間展開了反複的激烈爭奪，阻止了日軍攻占陝西的東大門潼關。

幻夢泡影,妄想挫敗

在太平洋戰爭的早期階段，日本高層們被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竟荒謬地決定改變對重慶的“和平攻勢”，轉而采取武力來對重慶實施所謂的“終極打擊”。

在這樣的勝利幻覺下，西安的戰略位置被提上了日軍的議事日程，以西安爲重點的作戰計劃迅速被擬定。

日本參謀本部于1942年4月傳達命令，規劃在1943年春季由華北方面軍主導，動用大約10個師團從山西南部向西安平原及廣元一線發起全面進攻，同時預計用另外6個師團從宜昌進行配合行動。

日軍的戰略設想中，有著對政治與軍事雙重利益的考量：“日本與重慶雖有沖突，尚存共處之可能，但與共産黨勢力則絕無共存余地。”

因此，他們認爲，攻占西安在軍事上能夠削弱共産黨的力量，對華北的主要敵人構成打擊。

具體到西安作戰的戰略目的，則被定義爲“殲滅西安正面之敵，攻占西安及寶雞附近要地，並切斷西北公路，加強對重慶的壓迫，爲後續的政治謀略創造條件。”

然而，由于1942年8月日本在南太平洋的戰場上遭遇重挫，這一激進的計劃不得不被迫擱置。

到了1944年，日軍的戰略再次被調整，4月28日和5月8日，華北方面軍兩度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提議攻取潼關、進占陝西的計劃，但均因戰局對日不利而宣告失敗。

5月5日，日軍在考慮進攻四川的策略會議中，再次提出應進攻西安，並將詳細的作戰計劃提交至東京大本營。

然而，大本營因深陷太平洋戰爭的泥潭而無暇他顧，直至11月28日才下達具體研究西安作戰的命令。

最終，隨著1944年12月太平洋戰場的持續不利，日軍不得不重新考慮其策略。

原本計劃于1945年初從山西運城及河南洛陽出發，大規模進攻中國第一戰區的部隊，奪取西安和寶雞.

卻因兵力不足、缺乏必要的渡河設備和工程兵，只能落得一個折衷的決定：僅占領西安。

而一直以來圖謀通過陝西進攻四川的宏偉計劃，也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日益窘迫而最終化爲泡影。

縱觀日本侵華的戰略布局，其在陝西一事上的屢屢拖延和遲遲無法見諸實際行動，除了中國戰場本身的複雜局勢影響之外，太平洋戰局的牽制無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太平洋戰爭初期，雖然日軍一時風頭無兩，迅速占領了太平洋多島以及東南亞廣大地區，其戰火一時看似勢不可擋。

可隨著戰爭的深入，日軍不得不面對在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雙線作戰。

這無疑加劇了其兵力的分散與資源的緊張，使得在中國戰場的作戰能力與機動性大大削弱，難以對中國戰場進行更爲積極的軍事施壓。

尤其到了1942年，中途島海戰與瓜達卡納爾島戰役後，美軍的反攻開始逐步取得成效。

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接連不斷的敗退，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亦日益受到嚴重威脅，迫使其不得不將戰略重心轉移，集中精力于挽救太平洋戰場的危局。

1944年及之後，日本的戰略處境愈發不利。

不僅軍事上日漸頹敗，經濟上也面臨極大的困境。

日本進攻陝西進而直指重慶的心髒地帶的戰略，實際上已成泡影。

它們的戰略圖謀，無異于紙上談兵，癡人說夢，早已與戰爭現實背道而馳。

參考資料：

抗戰時期日軍爲何未占陝西、澳門

劉繼興

日軍未能侵占陝西的原因

陳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