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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春秋戰國時期，河南滑縣有一個村子盛産白馬。某天，一位村民挑選了兩匹上好的白馬進行繁殖。然而，公馬卻始終不願與母馬交配。後來村民發現，原來公馬竟然是母馬的孩子。有位村民，靈機一動，用眼罩蒙住了公馬的眼睛，使兩匹馬完成了交配。

當揭開眼罩，公馬發現自己與母親交配後，情緒激動，竟撞牆自盡了。村民感念公馬的舉動，便將村子改爲“白馬牆村”，這便是“馬不欺母”。這個故事充滿了悲劇色彩。同時還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動物們是否真的能像傳說中的白馬一樣，可以避免近親繁殖呢？

“馬不欺母”的故事是否真實，如今我們已不得而知。但動物界裏，爲了確保基因多樣性和後代健康，動物們的確有一套“近親規避機制”。

例如，北美洲的白足鼠和田鼠在性成熟後，都會離開出生地，去新的地方尋找伴侶，以有效避免與近親交配。

有科學家曾做過實驗，把兩只剛出生，有血緣關系的田鼠分開，待到性成熟後再令它們“不期而遇”，這時它們依然可以辨認出近親避免亂倫的發生。

有些動物則依靠氣味識別親緣關系。科學家們發現，青蛙可以通過身體上的氣味辨認出哪些同類具有過于相似的基因，從而認出誰是“同窩的兄弟姐妹”，以此選擇避開近親。同樣，蟋蟀也展現出類似的行爲，依靠氣味來避免與近。

另一些動物則依靠行爲和習性來避免近親繁殖。比如大草原上的獅子，當小雄獅性成熟後，都會被逐出獅群，它們必須依靠自己去尋找新的領地和雌性。這種行爲一是爲了避免有限的資源爭鬥，二是爲了防止近親交配和基因擴散。

獅群中，如果獅王是某些雌獅的生父或是兄長，那麽雌獅的性成熟期就會明顯推遲，等待與之沒有血緣關系的獅王出現；反之，如果一位外來雄獅占據王位，雌獅的性成熟期就會提前。

可見，動物界也是存在一定底線的，並不是完全地“六親不認”。

自然界中存在講“倫理”的動物，自然也就存在不講“倫理”的。比如全年都在發情的兔子。在兔子種群中，父女，母子，兄妹之間近親亂倫非常常見，根本不會存在什麽倫理道德。驅動它們交配的只有繁殖的欲望，所有的價值觀在繁殖面前都要讓路。

有時遇到特殊情況，講“倫理”的動物爲了種群延續，也會變得不講“倫理”。1962年，東非草原因爲暴雨爆發了洪水。災難過後，一個獅群只剩下了10只幸存者，一只雄獅，9只雌獅。

在暫時遇不到“外來獅”的情況下，獅群也學會和兔子一樣，吃起了“窩邊草”進行自我消化。可見，對動物來講，基因延續才是排在第一位的。

除了“自發”亂倫的兔子外，很多時候，人類也會刻意讓動物進行近親交配和回交。這是一種育種方式，目的是爲了保留和強化某些特定的優良性狀。比如用來培養出具體特定性狀的寵物，或者保持寵物品種的純正性和性狀的穩定性。

例如，哈士奇的藍眼睛和邊境牧羊犬的高智商，都是通過這種方法固定下來的。無毛貓和“折耳貓”這類品種也是特定繁育的産物。

由于基因多樣性受限，這種繁殖方式給寵物帶來了嚴重的遺傳缺陷和健康問題。“折耳貓”就是受害者之一，它們的“折耳”是由于軟骨病所致，一生要忍受極大的痛苦，同時還常常伴隨心髒病和其它遺傳病的折磨。

在人類社會中，亂倫是一種強烈的社會禁忌，而這種禁忌不僅僅是文化的産物，更是一種生物學上的本能。

上世紀中葉，人類學家瑪格麗·沃爾夫曾在台灣地區，對民間“童養媳”的婚姻狀況做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童養媳夫妻的離婚率高達高達24.2%，普通婚配的夫妻離婚率卻只有1.2%，而且童養媳夫妻的生育率也比其他夫妻低30%。

同時童養媳的夫妻出軌率也更高，而且他們互相都毫不在意。尤其是丈夫，在中國傳統社會觀念下，卻很“大度”地容忍妻子給自己戴綠帽子，絲毫不以此爲恥辱。按說兩人從小生活在一起，感情應該更好才對，爲什麽會這樣呢？

這種現象可以用“韋斯特馬克效應”來解釋，即就算兩位異性不存在血緣關系，但因爲從小生活在一起，心裏就會不自覺地將對方當成“血親”，雙方不僅不會相互吸引，還會産生“亂倫厭惡”。這種效應被認爲是人類避免近親繁殖的一種自然機制。

這是人類在進化中，迫于自然壓力而獲得的一種適應機制，以此來避免近親婚配導致的具有基因缺陷的後代。

盡管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在處理近親繁殖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方式，但其核心目標都是爲了保護後代的健康。無論是動物通過自然選擇進化出的行爲，還是人類通過文化和法律建立的禁忌，都是爲了避免基因缺陷和確保種群的延續。

在認識到這些機制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反思人類在動物育種和保護中的行爲。近親交配和回交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帶來特定的優良性狀，但也可能帶來嚴重的遺傳問題和健康風險。我們應更加科學和謹慎地對待這些行爲，在平衡人類需求的同時也要兼顧到動物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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