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時期，《周易》被公認爲是用于蔔筮、推斷人事吉凶的書籍。然而，在具體的吉凶解斷與解讀過程中，逐漸産生了不同的思想。一些易學者不再單純地依據卦爻的吉凶來判定好壞，而是將卦爻辭所描述或蘊含的品德與所占問事情的性質進行對比，進而給出對占問吉凶的看法。這種情況下，解卦得出的最終吉凶結果往往會與卦爻辭所給出的吉凶斷語相反。
這種解卦傾向是在承認《周易》具有占筮未來變化功能的基礎上，認爲人事最終的吉凶取決于人的行爲，尤其是人的品質德行，不能刻板地以卦爻辭的吉凶來決定好壞，人的吉凶終究是由人自身決定的。
一個較爲典型的占筮例子記載在《左傳》昭公十二年中。魯國季世家臣南
蒯想要背叛季世，在行動之前進行了算卦，得到坤卦之比卦，依據坤卦九五爻辭進行判斷：“黃裳，元吉”。南蒯按照傳統的解易思維，認爲自己的行動將會大吉大利（即元吉）。然而，子服惠伯卻認爲，爻辭中的“黃裳”強調人需具備中正的美德才能元吉，而背叛季世的行動顯然與“中正美德”背道而馳，所以盡管爻辭爲元吉，但南蒯所要做的事情最終結果不會是吉祥的。
在這裏，占筮事情的吉凶與人的品德行爲被典型地聯系在了一起，尤其是當人的德行與卦爻辭描述的德行不一致時，即使得到的是吉的斷語，也會變爲凶。對于這一占筮解卦的觀點，《左傳》中所記錄的韓簡的評價解釋得更爲直接。他說：“龜，象也。
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韓簡認爲，在占筮問題上，先是有了通過龜蔔之象判斷吉凶的方法，而後才有了
蓍草占的演算數法。萬物化生，必有其形，故而有象，有了具體的形體形象方能滋生繁衍，進而數量繁多。若一個人品德敗壞，僅靠占筮的推演筮數是無法解決問題的。由此，《周易》在占筮方面出現了“易不可以占險”的觀點，即告知求筮者若貪求走險，占筮之法將不靈驗。
孔子作爲春秋時代著名的思想家，在完成《易傳》後，受其影響，人們更爲注重《周易》卦爻辭的教育意義與哲學意義，強調占
筮者應依據卦爻辭的提示，改進提升自己的品德言行，提升道德境界，而不應局限于吉凶禍福的斷語。故而儒家後繼者荀子進一步提出：“善爲易者不占”（見《荀子·大略》），此觀念成爲影響《周易》後學的重要易學理念，推動了義理派的形成。
在《易傳》中，更明確表達了“以易洗心”的哲學思想，強調借助《周易》的易卦占筮功能，可觀象玩占，探赜索隱，獲取幽深見解，進而達到內心“潔淨精微”的境界，使思想境界得以升華。
此外，《易傳》將《周易》視爲講述宇宙天道變化的法則，認爲卦象所呈現的自然界變化、現象與人事的興衰具有一致性，人應從卦象呈現的自然現象中獲得提示與感悟，從而在品德行爲方面得以改進。例如在對睽卦的解釋中，《易傳·象辭》言：“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也就是說，睽卦的卦象展現出上方是火、下方爲大澤的自然景象。有品德的君子觀此卦象，應從中獲得啓示，明白要在相同之中存有差異。
這一思想，體現了古人關于自然與社會辯證法的統一論觀念，與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講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思想相契合。
非常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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