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譯語本花名，草木枝頭綴嫩英。結實含漿原毒質，奈何襲取號都城。”
這是寫于清末的37首《巴黎竹枝詞》中第一首，作者是著名外交官陳季同的弟弟陳壽彭，他“精法文算學”“其他著述甚多”，翻譯的《江海險要圖志》至今仍有影響。陳壽彭于1885年4月被公派留學英國三年，其間寫成《歐陸紀遊》，《巴黎竹枝詞》便收在其中。
詩中指出：巴黎本是花的名字，即原産荷蘭的花燭（又稱紅掌等），色彩絢爛，但果實有毒。陳壽彭故作驚訝：爲什麽要用有毒花的名字給首都定名？
陳壽彭巧妙地傳達了當時國人的普遍感受：
一方面，法國曾對中國呈現了相當的善意，著名啓蒙哲學家伏爾泰寫道：“我認識一位哲學家，在他的書房裏間懸挂了一幅孔子畫像；他在這幅畫像下邊題了四句詩：唯理才能益智能，但憑誠信照人心；聖人言論非先覺，彼土人皆奉大成。”晚年伏爾泰的書房中，一直挂著孔子畫像。法國大革命、法國啓蒙哲學、法國文化……對近代中國産生了巨大影響，巴黎因其輝煌的革命史和城市精神，被許多中國人視爲精神家園。
另一方面，法國又是當時對中國持種族偏見、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是“黃禍論”的推手之一。自诩爲歐洲文明之都的巴黎，卻充斥著汙穢、混亂、喧鬧、奢靡，讓人難生敬意。
巴黎奧運會即將召開，而陳壽彭之惑，今人亦難找到答案：兩個迥異的巴黎，哪個才是真的？
三個法國人開啓了東西交流
最早開啓近世東西方交流的，是三個法國人：悠傲、柏朗嘉賓和魯布魯克。
先說悠傲，他在1243年寫信給法國波爾多大主教，首次介紹蒙古西征大軍，據學者田俊武、尚秀玲鈎沉，這是歐洲對東方的最早記錄。
1241年春，蒙古大軍攻擊奧地利新城小鎮，悠傲是目擊者，稱蒙古人“胸部健碩，臉瘦而蒼白，雙肩寬闊健壯，鼻子扁而且短，下巴又長又尖，上颌低彎，牙齒細長，雙眉由前額延伸至鼻梁，眼珠黑色，目光不定，面部表情猙獰恐怖，主關節筋骨強健，大腿粗壯，腿短，但是身材卻同我們一樣高大，腿上缺少的那部分長度由上身補回來，他們的國土是一片古老而荒蕪的沙漠”。
此外，“他們（指蒙古軍隊）的馬體型不大，但是非常結實，僅靠一點草料便能維持”“他們是特別出色的弓箭手，是帶弓的狡猾的騎士”等，較准確。
悠傲發現，在蒙古大軍中當翻譯的，竟是一名英國流浪漢。悠傲也將蒙古大軍視爲“天罰”，刻意比附幾百年前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加入血腥內容。
再說柏朗嘉賓（他出生在意大利），1245年，63歲的他奉教皇之命，從裏昂出發，出使蒙古，最終到達哈拉和林，參加了貴由汗（蒙古帝國第三位大汗）的登基大典。柏朗嘉賓試圖說服貴由改信天主教，未成功，但頗得禮遇，故而在記錄中頗有美言：“他們表現爲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世界上人們所習慣從事的各行各業中，再也找不到比他們更爲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們的國土盛産小麥、果酒、黃金、絲綢和人類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送來出身可疑的馬
至于魯布魯克，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派他去見蒙古大汗，拉其入天主教，共同夾擊西亞。魯布魯克見到了拔都（成吉思汗長子術赤的兒子，第二次西征的領導者），拔都婉拒說：“我們相信只有一個神，我們的生死由他掌握，我們也誠心信他。”“如同神賜給我們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賜給人們不同的途徑。”不肯與法王結盟。
路易九世已帶兵第七次“十字軍東征”，幾乎占領埃及，卻遇瘟疫，路易九世以爲蒙古大軍必來，一再等待，結果被埃及蘇丹雇傭的欽察（突厥人的一支）騎兵打敗，路易九世被俘，4年後才被贖回法國。
柏朗嘉賓、魯布魯克給蒙古大汗留下好印象。1299年和1305年，忽必烈批准在元大都（今北京）建教堂兩座。
讓傳教士們苦惱的是，元朝公開索要禮物，且非常重視其珍貴程度。元惠宗在給教皇的信中，直接討要“西方馬匹及其他珍品”。據英國學者程思麗鈎沉，元至正二年（1342年）秋，教皇派馬黎諾裏到元大都，帶來一匹“異馬”。
據《元史》：“七月八日，佛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佛郎國（或佛郎機）即法蘭西，時中國人將歐洲人都稱爲佛郎機。
元順帝大喜，命歐陽玄作詩紀念，歐陽玄寫道：“惟漢武帝發兵二十萬僅得大宛馬數匹，今不煩一兵而天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這首《天馬頌》的開頭幾句是：“天子仁聖萬國歸，天馬來自西方西。玄雲被身兩玉蹄，高踰五尺修倍之。”
這匹馬是歐洲馬，還是路上買的阿拉伯馬？史無記載。
伏爾泰稱中國是“新天地”
明中期起，大量天主教耶稣會教士來華，他們的記錄震動歐洲，法國尤甚。
一方面，法王路易十四與康熙聯系密切，他派出白晉、張誠等，被康熙重用。1697年，白晉回法，攜去康熙贈路易十四的49卷中國圖書，白晉寫《康熙帝傳》進獻。1698年3月，白晉返華，帶來路易十四的禮物。
另一方面，當時法國不僅國王世襲，高官亦世襲，清朝則“官無封建”，伏爾泰等啓蒙思想家羨慕不已，稱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法國重農學派創始人的魁奈也說：“大概沒有任何別的國家，能像在中國那樣自由地向君主進谏。”魁奈還發明了一個新詞，叫“合法專制”。
1670年，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建“中國宮”，致“中國風”風靡歐洲。據學者吳震鈎沉，1792年，馬戛爾尼在日記中寫道：“整個歐洲都對中國著了迷，那裏的宮殿裏挂著中國圖案的裝飾布，就像天朝的雜貨鋪。”克裏姆則稱:“有一個時期，每家壁爐上陳設著中國的物品，而許多日用的器具，都是以中國趣味爲標准的。”
面對“中國熱”，法英態度迥異。據學者侯貝在《16—18世紀西歐“中國熱”現象研究》中鈎沉，英國在18世紀末派傳教士到中國，來的只有商人，形成“懷疑和譏諷的風氣”。笛福在《魯濱遜漂流記續集》中說：“我在中國看到的，是一群卑劣的牧人或利欲熏心的奴隸。”
法國相對寬容，伏爾泰將“發現中國”與哥倫布“發現美洲”並論，稱：“哲學家們則在這些新發現中看到了一個精神的和物質的新天地。”
制造“想象的中國”
對法國的“中國熱”，清政府反應冷淡。當時佛郎機指葡萄牙、西班牙、法國三國，西班牙早有過入侵明朝計劃，此後不斷制造麻煩，清廷認爲法國是“紅毛一種，奸宄莫測”，且法國稱霸歐陸，“其人鸷悍，爲諸夷所畏”，避之唯恐不及。
力挺“中國熱”的法國學者們不真正了解中國，比如魁奈說：“這個國家（指中國）國泰民安，從未爆發過戰爭，從未侵略過他國。”
耶稣會傳教士爲凸顯自身成功，只說中國優點，不說缺點，孟德斯鸠便質疑道：“一切都令人欽羨……大自然難道總是如此美好，而竟無任何瑕疵嗎？”傳教士博多向歐洲介紹了《易經》，可他又說：“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相信占蔔，他們幾乎一致認爲占蔔體系是後來被添加到儒家典籍中的。”
制造“想象的中國”，與文藝複興時的“光自東方來”形成共鳴。彼時西方人對近代化造成的禮崩樂壞不滿，提出“東方崇精神，西方崇物質”，認爲西方應向東方學習精神。
乍一看是好話，但正如著名學者薩義德所說，此即東方主義，它將東方變成他者，“與我們不同”，初期羨慕、學習、敬仰，隨著接觸增多，發現東方也有“崇物質”一面，轉而失望、厭棄、憤怒，這就給掠奪提供了借口，以“送去現代文明”之名，西方坦然加害東方。
東西方本是同樣的人，“光自東方來”將東方踢出人的行列，使“理解之同情”無法形成。狄德羅寫道：“我們大概受騙了。”從頭至尾，是西方人在腦筋急轉彎，中國人未參與，卻“合理地”被歐洲人鄙夷。
寬容成了稀缺品
據學者于曉傑的《傲慢與偏見》，可見法國人對中國的態度變化。
于勒·埃迪爾是一名法國攝影師，1843年來華，他在《黃埔條約》簽訂時給耆英拍了照片，是目前所知的首張中國人像照片。
在澳門遊覽時，埃迪爾發現有人以“西洋鏡”爲名，展覽淫穢圖片牟利，他大感震驚：“中國的隱私比歐洲更加閉塞，監管無法擴展很遠，不能有效地限制中國人滿足感官的過高需求。”但他同時承認，在人滿爲患的劇場，中國人仍堅持排隊，歐洲底層平民難以做到，“就民風溫和與禮儀教養方面而言，中華文明顯然在我們的文明之上”。
對于中國是否會變成另一個印度，埃迪爾予以否定：“不，無論是中華民族的政治組織，還是這個智慧民族的道德品質，還是氣候賦予人口的溫和習俗，沒有任何因素能使這種假設成爲可能。”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到中國的羅什舒阿爾則態度陡變：“所有中國人像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在他們之中區分兩個中國人是如此困難，因爲他們總是長著一樣凸起的顴骨，一樣的塌鼻子，一樣的面部角度，一樣的黃牙和一樣油亮的臉。”
對于中國民衆吃苦耐勞，羅什舒阿爾也不滿意，認爲會給世界帶來災難：“黃種人將會湧入世界其他地方，帶來人類曆史上最全面的動亂……在印度、在日本、美國的海峽地區都有中國人在工作，可以意識到危險不是想象的，也並不遙遠，危險已經在敲我們的門。”
羅什舒阿爾和魁奈是一體兩面，均罔顧事實，只據想象亂下結論，埃迪爾式的寬容異常珍貴，可惜是稀缺品。
康有爲也被忽悠了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階層産生強烈的自卑感，渴望“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難轉弱爲強，易舊爲新”。巴黎成了夢想之城，“繁盛之都，花園錦簇。洋樓層疊，大廈雲連。建築宏偉，雕刻優美。電線鐵道，縱橫如網。汽車馬車，往來如梳（梭）…… 未開之民，置身斯境，目眩神迷 …… 曰文明文明，其在是矣 ”。
這依然是“光自東方來”的余毒，只是又變成了“光自西方來”。
據學者柳偉的《康有爲歐洲遊記研究》，1905年，康有爲在巴黎逗留10余日，三登埃菲爾鐵塔，他發現，巴黎絕非文明之都，“在其淫坊妓館，鏡台繡闼，其淫樂竟日徹夜。已領牌之妓女十五萬，未領牌者不可勝數”。
更讓康有爲震驚的是，法國名爲民主國，社會卻高度不平等，“其世家名士，诩诩自喜，持一國之政，超然不與平民齊”“聚一國之貴室以縱奢淫、盛容飾，甚且以驕侈不足，竊及府庫，則中國古今未有之”。
康有爲承認巴黎博物院、埃菲爾鐵塔“實甲天下”，除此之外，“無可驚美者”“豈知其無甚可觀若此耶”，且“巴黎市人行步徐緩，俗多奸詐”。康有爲感慨道：“未遊歐洲者，想其地若皆瓊樓玉宇，視其人若皆神仙才賢；豈知其垢穢不治，詐盜遍野若此哉！”
顯然，康有爲又落入“光自東方來”的陷阱，他以爲巴黎是解藥，但世上哪有終極解藥。世界永不完美，否則何談進步。現代人應多看少議，重沉浸式體驗，輕以己度人。善看者，總能將兩個巴黎融爲一個，那才是真實的巴黎。
責編：沈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