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至今，能稱爲先生的女性也有不少，宋慶齡、林徽因、楊绛等等，但我覺得，還有一位女性也應該在此列，她便是立功辛亥，首倡女權，行醫濟世，有著“中國第一位南丁格爾”美譽的張竹君。

她是中國第一位有行醫執照的女西醫，也是第一位創辦醫院的女性，辛亥革命前期，她抨擊時政，倡導女權，宣傳新學，作爲同盟會元老，她在武昌起義時，奔走于各個戰場上救護傷員，出生入死，無所畏懼。

民國建立後，她參與組建“女子參政同盟會”，同唐群英、沈佩貞和吳木蘭等女傑一起，爲女權運動的中堅人物，在當年大鬧國會、掌掴宋教仁等暴力行動中，她都是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

“二次革命”失敗後，張竹君深感失望，對革命黨內部的爭權奪利也反感至極，于是，她致力于中國的醫學事業，以醫生爲業，治病救人，絕少在社會上公開露面，直到去世。

張竹君是廣州府番禺人，父親爲朝廷三品京官，富裕的家庭爲她提供了優渥的生活環境，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廣州是清朝後期最繁華的對外交易港口，所以，她接觸外來新思想的機會也很多，這也造就了她洋派和時尚的開放性格。

她幼年曾患重病，幸得博濟醫院的西洋醫生救治而康複，所以便立志當一名西醫來拯救民衆，長大後便進入博濟醫學堂學習，畢業後成爲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女西醫。

在閨蜜徐宗漢的幫助下，她在廣州開辦了禔福醫院，成爲中國第一位創辦醫院的女性；並且，她在武昌起義時，火線上成立“中國赤十字會”，奮不顧身地率領姐妹們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搶救傷員，所以，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就說：

“按竹君在廣州成名，實遠在庚子辛醜間，當時一般志士鹹稱之曰‘婦女界之梁啓超’。”

將其譽爲與梁啓超並肩，這評價天之高，梁先生是以一支筆縱橫天下，看來，張竹君當時不僅懸壺濟世，而她以筆爲槍，抨擊社會黑暗，喚醒民衆覺醒，爭取女權方面，肯定也是沖鋒在前的女中豪傑。

作爲廣東女學之先聲，她與同盟會大佬胡漢民和馬君武最爲相善，經常在各地舉辦演講會，並在她開辦醫室旁邊專辟一個場所，每個周末定時演講，影響甚大，時載“一時新學志士多奔走其門，隱然執新學界之牛耳。”

在行醫和演講的同時，她爲了實現女性自立踐行之目的，開辦了手工藝傳習所及工藝場等，爲女子技能的提高提供場所，以爲“自立切實可行之道路。”爲了團結和保障女性學習和生活，另設“女子興學保險會”，藉以互助而共渡難關。

張竹君的所作所爲，在當時引得社會一片驚歎之聲，而她實業救國的理念，通過實踐證明，是一條婦女自由獨立的可行之路，當時的《警鍾日報》就贊曰：“然近日所可推爲實行家者，于男界得一人也，曰張季直；于女界得一人也，曰張竹君。”

張謇

張季直就是晚清狀元張謇，南通著名的實業家，當年毛主席曾說，“重工業不忘張之洞，輕工業不忘張謇。”時人將張竹君比肩張謇，可見其影響力之大，以至于後來乘船時遇到搶匪，搜證件時一看到她的名字，竟然“納頭便拜”，爲此救了一船之人。

武昌起義爆發，當時革命黨無一大佬在武昌，在香港的黃興急于前去主持戰事，但四周俱被北洋軍阻斷了路途，最後還是張竹君設計，讓黃興扮作她的助手，閨蜜徐宗漢則扮成護士，三人冒死前往，一路有驚無險地到達漢口，而後來的徐宗漢也成爲黃興的妻子。

到達漢口前線後，她冒著槍林彈雨，率領著紅十字救傷隊救治傷員，在自己被病菌感染後左手腫大，發燒反複之際，依然不顧生命危險，奔走于各個救治的場所，出現在最需要她的地方。

張竹君(前排右五)與紅十字會救護隊隊員在漢陽十裏鋪前線

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爲她頒發了“立國紀念勳章”，以及一堆的榮譽，而張竹君的好友們都成爲民國政要，權高位重，而她卻出乎人們預料地由絢爛歸于平淡，選擇了繼續從事治病救人的事業，此等胸襟，有幾人能比。

張竹君的婚姻也是時人關注的熱點之一，由于她一直堅持自己治病救人的一貫宗旨，又投身革命，舍生忘死，無暇顧及自己的婚姻大事，隨著年齡的增長，大好時光便在終日奔忙中，悄悄逝去。

要說作爲她這樣優秀的人，仰慕和追求者當不在少數，她以前同一盧姓之人是有過一段即將婚嫁的羅曼史，但陰差陽錯地竟擦肩而過；而她同馬君武也曾似乎有過隱隱約約的情愫，胡漢民甚至不無忌妒地比喻爲“驢馬爭獐”，但無論其中發生過什麽“狗血之事”，最終張竹君的婚事還是被時光蹉跎了過去。

博濟醫局頒發給張竹君的行醫執照

雖然張竹君終生未婚，但卻是兒女繞膝，成天都沉浸在天倫之樂中，因爲，她收養了許多孤兒，這都是她的子女，她精心地培養和教育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給孩子們母親般的溫暖，她是孩子們心中最敬愛的“媽媽”。

後來的她遠離了政治紛爭，廣開義診，施診給藥，終生爲民治病，一生救治過病人無數；抗戰期間，身在上海的她參加了救治傷員，救濟難民，但是，她除了治病救人外，極少過問政事，直到1964年在上海逝世，走完了充滿傳奇的一生，享年88歲。

綜觀張竹君的一生，可以說是一位走在時代前列的女性，對社會和民族充滿慈愛和奉獻的一生，她不但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身體力行的社會活動家。

在民國立國之初，作爲一位爲建立民國作出卓越貢獻的新女性，她功成不居，視功名和富貴如浮雲的胸懷，是那個時代中極爲少見的，也是值得我們欽佩與敬仰的。

從表面上看，張竹君是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才返回上海，以行醫爲終生職業，是對革命的失望還是有其他原因，我們也不得而知，不敢臆測。

也許，她是看不慣後來有些民國元勳們爭權奪利，也許，她太熱愛自己的事業，也許，是她悲天憫人的情操，讓她不忍心看著病人遭受痛苦，也許，她自認爲以其剛正不阿的性格，不適合從政，但是，真正讓張竹君激流勇退的原因，必定是她心中的大愛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