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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伊朗是曆史上的友好國家，兩國之間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紀。

然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伊朗出土的元朝羊皮信上，竟有“輔國安民之寶”的印章字樣。

學術界對此感到十分震驚——難道波斯曾是中國的一個省？

二十世紀中期，伊朗的黃沙之下，一位歐洲學者在工作期間偶得一寶。

這是一封穿越風塵，來自十三世紀的書信。

在世紀更叠中，紙質文獻難敵歲月侵蝕，大多都已化作了曆史塵埃。

然而這封信，因其是羊皮鞣制而成的材質，所以百年不腐。

不僅保存完好，信上的字迹也清晰如初，以一種近乎奇迹的方式，讓後人得以窺見曆史的波瀾。

盡管信中的筆迹清晰可辨，但上面的文字卻讓發現它的歐洲學者頗爲意外。

既非波斯文，亦非英文，反而很像是蒙文。

于是帶著這份疑惑，這位學者很快就找到了一位精通蒙古文的同行來辨認。

而隨著譯文緩緩展開，一段塵封的往事也躍然紙上。

這封信的內容，是伊利汗國統治者阿魯渾，向法蘭西王國腓力四世求援的信息。

阿魯渾，是伊利汗國的第四位君王。

在執掌國柄之時，正逢與埃及馬穆魯克王朝的戰事膠著。

彼時戰況緊迫，前景未明，就在這緊要關頭，阿魯渾揮筆致函遠在西方的法蘭西君主。

信中說道，倘若腓力四世能伸出援手，派遣精兵強將共擊埃及，阿魯渾願以聖地耶路撒冷相贈。

這封書信看起來只不過是兩國之間的軍事求援，沒有太多特別之處。

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除了信中所使用的蒙文外，還加蓋了一方印章。

而印章的文字，竟是六個清晰可辨的九疊篆漢字——“輔國安民之寶”。

這顯然是出自中原皇室的一枚皇家禦印。

而此刻，這枚禦印钤于蒙古帝國治下伊利汗國的正式文書中，的確引人遐思。

當人們審視這封蒙文信件與漢字印章的奇異組合時，自然就會聯想到十三世紀雄踞東方的強大王朝——元朝。

那是蒙古鐵騎橫掃千軍，于崖山一役定乾坤，終結宋朝，奠定廣袤疆域的時代。

元朝的鐵騎，以其閃電般的速度與威力，成爲了那個時代各國談之色變的存在。

其版圖東起日本海，南達南海，西至天山，北端更是一直到了北冰洋。

在近一個世紀的元朝統治期內，周邊諸國大多難逃被其征服的命運。

而蒙古帝國不僅僅是在中國建立了元朝，其勢力還擴張到了更廣闊的地域，建立了幾個附屬國家。

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和窩闊台汗國等，構建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龐大帝國網絡。

而伊利汗國的建立者，便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

1253年，正值蒙哥汗統治時期，旭烈兀受命西進，劍指大食，開啓了第三次西征。

翌年，在猛將郭侃等人的輔佐下，他力克波斯的木剌夷部，一舉囊括波斯全土，三十多個小邦聞風歸順。

隨後，旭烈兀的金戈鐵馬西渡幼發拉底，進攻美索不達米亞。

1258年的巴格達之戰，旭烈兀殺死了末代哈裏發，使阿拔斯王朝的輝煌成爲了過往雲煙。

次年，他又三路並進，意圖征服敘利亞。

戰局不利轉向北上後，與巴爾幹諸國聯軍交兵。

正當旭烈兀籌謀繼續向埃及挺進之際，卻突然收到了蒙哥去世的消息。

于是他止步回師，駐守波斯。

彼時，忽必烈與阿裏不哥對大汗寶座展開了爭奪，各汗國紛紛選邊站隊，卷入了這場風暴。

察合台汗國、金帳汗國與窩闊台汗國齊驅並進，支持阿裏不哥。

然而旭烈兀卻作出了不同的選擇。

他堅定站在了忽必烈身邊，成爲了其重要盟友與心腹。

性格老練、行事謹慎的旭烈兀，不會莽撞行事，此舉正是深思熟慮之策。

從情感上來說，他與兄長忽必烈私交匪淺，情誼深厚。

從戰略格局來看，他早已預見若阿裏不哥取勝，自己或將面臨被其余三大汗國孤立的險境。

而依附忽必烈，則可穩固自身的地位，確保在複雜的政治格局能有一席之地。

爲明確立場，旭烈兀分別向兩人派遣了使者。

一方面公開指出阿裏不哥的不當之處，另一邊則明確表態擁護忽必烈。

因其在蒙古汗位爭奪中對忽必烈的堅定支持，旭烈兀也獲得了忽必烈的信任與回饋。

旭烈兀在西征中，征服了包括波斯在內的廣大地區。

1260年忽必烈繼位後，正式承認了旭烈兀對其所征服領地的統治權，並建立了伊利汗國。

旭烈兀以帖必力思爲都城，也就是如今的伊朗古城大不裏士。

其領土東至阿姆河，西達小亞細亞，北與欽察汗國接壤，南濱印度洋，涵蓋了現今西亞大片區域。

伊利汗國與元朝，都是蒙古帝國擴張的産物，共同構成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體系。

忽必烈與旭烈兀是血脈相連的親兄弟。

因這層深厚的家族紐帶，元朝與伊利汗國也超越了地理上的距離，建立起一種特殊而緊密的聯系。

兩國之間不僅有著密切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伊利汗國也成爲了四大汗國中與元朝政治關系最爲緊密的國家。

伊利汗國與元朝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宗藩關系。

“伊利”一詞，在漢語裏有“順從”、“歸屬”之意，“伊利汗”即“臣屬的汗”。

從名字中，便能明顯看出伊利汗國作爲元朝藩國的地位。

在這樣的宗藩關系下，伊利汗國需要定期向元朝進行朝貢，表示臣服與尊敬。

同時，伊利汗國的政治決策、重要官員任命等情況，也必須得到元朝的認可。

作爲宗藩體系的核心，冊封儀式是元朝皇帝對伊利汗國統治者權力合法性的一種確認。

這意味著伊利汗不僅是地方的統治者，也是元朝皇帝在遠方的代表和權力延伸。

旭烈兀去世之後，他的兒子阿八哈本該理所應當地繼承汗位。

但對阿八哈而言，只有得到伯父忽必烈的首肯，他才能夠名正言順地繼承大統。

然而古代交通不便，元大都與伊利汗國又遠隔萬裏。

阿八哈雖及時派人送去了信件，卻是足足等了四年才等來了忽必烈的冊封委任。

除了聖旨外，信使還帶回了一枚承載深意的玉玺，上刻“輔國安民之寶”六字。

這是忽必烈對阿八哈的期望，希望他能成爲一位心系蒼生、安定社稷的明君。

阿八哈繼承汗位後，此印便成爲了至高無上的瑰寶，以及權力的象征。

每一紙官方文書，每一封外交函件，若未钤此印，皆不得視爲有效。

在一封阿八哈致馬穆魯克王朝第四任蘇丹拜伯爾斯的書信中，阿八哈謙恭地以“伊利汗”自稱，而將元朝的君主尊稱爲“大汗”。

在旭烈兀時代的流通貨幣上，大汗的名諱也是赫然位于旭烈兀之前的。

如此看來，無論是外交辭令，還是國內政策的推行實踐，伊利汗國一直以隸屬國自居，維護著與元朝之間的君臣界限。

元朝中央朝廷既能調用伊利汗國的人員，也可委派心腹前往治理，或是詳查戶籍、稽考賦稅，這是宗主國不容小觑的權威象征。

實際上，中國與波斯之間的交流，在伊利汗國之前就開始了。

早在漢代張骞出使西域時，便與波斯有所接觸。

波斯位于東西交彙之地，是中國通往歐洲商路上的關鍵節點和必經之地。

位于歐亞大陸十字路口的波斯，不僅連接著東西方的貿易路線，還充當了文化、技術、宗教和思想交流的橋梁。

絲綢之路駝鈴響起，中波兩國之間的交流與貿易也絡繹不絕。

兩國之間的關系日漸友好，波斯的使者也時常帶著琳琅滿目的奇珍異寶造訪中原。

據記載，波斯使者的首次中國之行，是在漢武帝時代。

他們帶著獅子大象等當地特産而來，還給漢宮帶來了一場頗具特色的舞蹈表演。

漢武帝十分喜愛這些遙遠西域的奇珍異獸，對使者也熱情友好。

作爲答謝，漢武帝精心挑選了中國絲綢等精致禮物，送往了波斯王庭。

自此之後，兩國間的使節往來與貿易也越發頻繁。

波斯的商人們，以精明和廣泛的商業網絡而聞名。

他們不僅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商品販運至西方，也將西方的玻璃制品、珠寶、香料等引入東方。

同時，波斯作爲文化交流的樞紐，接納並融合了多種文化元素。

包括希臘的哲學、印度佛教以及中亞的藝術等，這些都在此地交彙並傳播至中國。

在唐朝時，就有不少波斯僧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傳教。

波斯帝國疆域最大時，涵蓋了現今伊朗全境以及土耳其西部。

面對阿拉伯帝國的洶湧攻勢，波斯薩珊王朝搖搖欲墜。

此時，唐高宗伸出援手，派遣大軍協防，兩國軍隊並肩作戰，聯手對抗阿拉伯的軍隊。

然而最後一位波斯王卑路斯，依然難逃亡命君主的命運。

公元661年，卑路斯派遣使者，穿越沙漠，向唐朝求援。

唐高宗派遣特使王名遠，西行至中亞腹地，于絲路上設州立縣。

並封卑路斯爲當地都督，662年又冊封卑路斯爲波斯王。

然而，阿拉伯鐵騎的步步緊逼，迫使卑路斯只能繼續東逃。

沿循著絲綢之路，他終于在675年來到了長安。

唐高宗對卑路斯可謂是照顧優厚，特封他爲右威衛將軍，並專門爲他在繁華的長安城中築起一座拜火寺。

677年，卑路斯在長安去世，其子泥涅師承襲了“波斯王”稱號。

到了蒙元時期，中國與波斯間建立起了統一的政治框架。

再加上海陸交通的暢通無阻，中國與波斯之間搭建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交流橋梁，爲雙方物産與文化的貿易交流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來自波斯的織金錦，連同獅子、豹子等罕見異獸，都被運往了中國。

而中國的珍寶，諸如金銀器皿、珍珠瓷器與絲綢等，亦出現在了波斯的市場。

蒙元盛期，許多著名的富商不斷在元大都和帖必力思之間往返。

諸如波斯巨商牙豁蔔，其家族即爲其中佼佼者。

1276年他自元大都滿載而歸，帶回了促進兩國貿易的珍貴貨物與商機。

1298年，伊利汗國合贊汗派遣使臣東行，觐見大元成宗皇帝，獻上了許多奇珍異獸。

兩位使臣在大都居住了四年後，重返帖必力思。

他們帶回的不僅是兩國經濟往來的豐碩成果，更有東方的文明與經驗。

因兩國間頻繁的經濟互動，在面對一些經濟難題時，也時常交流解決辦法。

比如在海合都執政時期，伊利汗國曾出現過一次財政危機。

當時，稅收難以滿足皇室與軍隊的需求，借貸之路又行不通。

于是便有人提出，可以借鑒中國鈔票制度的方案。

通過全面推廣使用紙鈔進行交易，以實現國庫資金的充沛。

恰逢此時，元朝宰相孛羅受大汗之命出使波斯，海合都便趁機向他學習中國鈔法的具體操作。

而這一時期，忽必烈正重用理財高手桑哥，同樣也推行了鈔法。

由此可見伊利汗國與元朝在國家管理上的同步性，以及雙方在政策上的相互影響與交流之密切。

而進入新世紀以來，中伊兩國在攜手互進的道路上越走越穩。

雙方就深化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系達成了一系列共識，並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了雙方在多個領域的合作意願和計劃。

中國是伊朗的老朋友、真朋友，也是最好的合作夥伴之一。

[1]易蔔拉欣•萊希.老朋友是未來合作的最好夥伴[N].人民日報,2023-02-13(002)

[2]徐黎麗.論元朝與伊利汗國的關系[J].內蒙古社會科學(文史哲版),1996(02):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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