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國慶前夕，身經百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迎來了首次大授銜，一千多名高級將領分別被授予元帥、大將、上將、中將和少將軍銜。

在正式授銜之前，授銜的名單，是多方經過反複醞釀、反複調整的。如今令人矚目的元帥和大將的名單，就是經過多次斟酌和協商之後，才最終確定的。

1955年1月14日，由彭德懷和羅榮桓主持中央軍委座談會，對授予元帥、大將、上將軍銜的人選名單進行研究討論，並通過了初步確定的元帥、大將、上將的人選。

兩天後，即1月16日，彭德懷、羅榮桓給軍委主席毛澤東寫了一份《關于元帥、大將、上將問題的報告》。從目前已解密的這份報告的手迹來看，關于元帥和大將的名單，報告上如是寫：

一、元帥：

大家一致意見，現任軍委主席和軍委委員。

二、大將：（十五-廿二人）：

粟 裕 徐海東 黃克誠 陳 赓

譚 政 蕭勁光 張雲逸 羅瑞卿

王樹聲 張宗遜 宋任窮 許光達

肖 克 王 震 周純全

在這份報告的原件上，除葉劍英用紅筆謙虛的寫下“我最多擺在大將的軍銜上”等數語外，令人矚目的是毛澤東用黑色鉛筆所作的圈畫。當然，在這樣一份名單上，有權圈畫臧否的也只有毛澤東主席。

在報告上初步擬定的十五名大將軍銜名單中，毛澤東在徐海東、宋任窮、王震、周純全的姓名上均畫了“X”。很明顯，毛主席認爲這四位不宜授予大將軍銜。

在正式的授銜儀式上，宋任窮、王震、周純全確實與大將軍銜失之交臂。然而，徐海東不但獲授大將銜，而且位列“第一大將”粟裕之後，成爲“第二大將”。

“海東同志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這是毛澤東對徐海東的高度評價，這個評價也是爲當今很多人耳熟能詳的。毛澤東既然說他有“大功”，爲何又在大將名單上對他的名字畫“X”呢？爲何在毛澤東畫“X”的情形下，徐海東仍成爲“第二大將”呢？

徐海東大將

首先擺一擺徐海東有哪些“大功”。

徐海東1900年出生于湖北大悟縣徐家窯，當過11年的窯工，因此美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稱他爲“紅色窯工”。他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參加了北伐戰爭。

徐海東的“大功”之一，就是在1927年參與領導了黃麻起起義，並且參與創建了鄂豫皖蘇區，創建了威震敵膽的紅25軍。

1934年11月開始，徐海東率領紅25軍長征，途經湖北、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省，轉戰近萬裏，抗擊了30多個團敵軍的圍追堵截，經曆大小戰鬥數百次，終于在1935年9月18日勝利到達陝北蘇區的永平鎮，與劉志丹率領的紅26、紅27軍勝利會師。

到達陝北時，徐海東率領的紅25軍由原來的2600余人增加到3400人，淨增800人，是所有參加長征的紅軍部隊中唯一兵力總數不降反增的隊伍。

早年徐海東

徐海東的“大功”之二，就是指揮紅15軍團取得了勞山大捷。

徐海東率領紅25軍與劉志丹率領的紅26軍、紅27軍陝北會師之後，隨即組建了紅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在任副軍團長。徐海東、劉志丹指揮紅15軍團在勞山戰役中全殲國民黨第110師，俘虜3700多人，鞏固和發展了西北根據地，使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北的中央紅軍有了落腳之地。

徐海東率領紅15軍團與中央紅軍會師後，于1935年11月下旬，又指揮紅15軍團與中央紅軍並肩作戰，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偉大勝利，爲中共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

徐海東與劉志丹永坪會師雕塑

徐海東的“大功”之三，就是爲初到陝北的饑寒交迫的中央紅軍慷慨傾囊，接濟了5000銀元。這即是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毛主席向徐海東借錢的故事。

毛澤東作爲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開口向徐海東借錢，當然有更深層次的用意。須知，紅25軍最初隸屬于紅四方面軍，而徐海東曾經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焘麾下的骁將。

張國焘率領的紅四方面軍與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焘看到紅一方面軍人數少、實力差，于是野心勃發，瘋狂地展開了爭奪領導權的攻勢，以至于在茫茫大草地上因“南下”還是“北上”問題，差點與紅一方面就發生“火拼”。

張國焘的所作所爲給毛澤東留下了極大的心理陰影，直到25年後的1960年10月，當毛澤東的美國老朋友斯諾問他“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麽時候”，毛澤東回答說“那是1935年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焘之間的鬥爭”。

毛澤東與張國焘

毛澤東于1935年9月10日擺脫了張國焘的糾纏，率領“陝甘支隊”單獨北上。在一個多月後又與張國焘的舊部徐海東會師。而此時，徐海東率領的紅15軍團大約七千余人，與毛澤東率領的只有七千余人的“陝甘支隊”，在實力上可以說是勢均力敵。那麽，此時徐海東的立場和態度對中央能否在陝北落腳，兩支隊伍能否團結一致、擰成一股繩至關重要。

于是，毛澤東抛出了一張問卷——寫信向徐海東借2500塊銀元。這張借條當然是已近山窮水盡的中央紅軍的當務之急，但更多的是對徐海東的一種試探和考驗。徐海東的答卷讓毛澤東滿意，讓中央放心——他從紅15軍團僅剩的7000銀元中拿出5000銀元送給中央紅軍，明白無誤的表明了他對黨中央的赤膽忠心。

隨後，中央宣布恢複紅一方面軍番號，紅15軍團被納入了紅一方面軍序列。徐海東對此表示完全擁護。

因此，徐海東對兩支隊伍會師後的內部團結，以及中共中央最終在陝北站穩腳跟，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這是他在曆史轉折的緊要關頭，爲中國革命立下的最大功績。

編入紅一方面軍之後，徐海東率領紅15軍團東征西討，屢建奇功。

1936年2月，紅1軍團和紅15軍團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舉行東征。徐海東率領紅15軍團，東渡黃河，挺進山西。在山西孝義縣兌九峪戰鬥後，毛澤東決定兩個軍團分路行動。徐海東率領紅15軍團揮師北上，逼近太原，直取晉西北。

1936年5月，東征結束後，徐海東又奉命率紅15軍團西征，配合左路軍，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

1936年10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的靜甯、會甯地區勝利會師。徐海東以張國焘舊部的身份，奉黨中央之命，對老領導張國焘做了大量的勸說爭取工作。

張國焘在晚年撰寫的《我的回憶》一書裏說：

“徐海東對于毛澤東等一到陝北，便能糾正戴季英、聶鴻鈞的錯誤表示欽佩……他特別重視黨內團結，認爲團結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懇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與毛等握手言歡……徐海東這個樸實軍人所說的這些話，顯然是真情的流露，不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動……”

1936年11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徐海東率紅15軍團一部與紅1軍團並肩戰鬥，奪取了山城堡戰役的勝利。

徐海東與妻子兒女

在抗日戰場上，徐海東也屢立奇功。

國共合作抗日後，徐海東率領的紅15軍團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15師344旅，徐海東由軍團長改任旅長。

徐海東率領344旅先後參加了平型關大捷和晉東南粉碎日寇九路圍攻的戰鬥。

1938年6月，徐海東在指揮斃傷日軍近千人的町店戰鬥中，因日夜操勞，病倒疆場，不得不回延安休養。

1939年11月，徐海東被任命爲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艱苦轉戰于皖東一帶。12月，徐海東指揮新四軍第四支隊，在皖東周家崗與日寇激戰三日三夜，取得大捷，粉碎了日軍向皖東的第一次大“掃蕩”，鞏固和擴大了皖東抗日根據地。

1940年1月，由于勞累過度，舊病複發，徐海東病倒在皖東戰場上，並從此終結了金戈鐵馬的軍旅戰鬥生涯，先後在江蘇淮安，山東諸城、萊陽，遼甯大連等地治療和休養。

由于身體健康狀況不允許，因此從1940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即在抗日戰爭的中後期和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徐海東沒有親臨沙場，可以說是寸功未立。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徐海東雖然對中國革命有“大功”，但功不足以授大將銜。

毛澤東在初擬的大將名單中徐海東的名字上畫“X”，用心也是很公允的。授軍銜那可是按戰功論資排輩的，試想，如果給抗日戰爭大部分時間和整個解放戰爭時期都在休養的徐海東授大將銜，那麽，如何讓整個抗日時期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立下赫赫戰功，而又不能跻身大將行列的戰將們心服口服呢？

毛澤東曾說：“不工作本身也是一種錯誤。”如果徐海東在解放戰爭時期能夠馳騁疆場，立下如同“第一大將”粟裕那樣的戰功，那麽不消說大將銜，就是授元帥銜也不是不可能。

除了有“大功”之外，徐海東的革命生涯中是不是犯過錯誤呢？這就不能不提及讓西北根據地軍民傷痛不已、刻骨銘心的1935年的陝北“肅反”。

1935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即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之前，西北革命根據地爆發了一場常差點讓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毀于一旦的嚴重的“左”傾錯誤“肅反”危機。

關于陝北“肅反”，建國初期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注釋中如是描述：

“1935年秋，犯‘左’傾錯誤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義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和陝北），同原在那裏的犯‘左’傾錯誤路線的郭洪濤同志結合，將‘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貫徹到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工作中去，並排斥執行正確路線的、創造了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接著又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極端錯誤地逮捕了一大批執行正確路線的幹部，造成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

1935年，中共北方局代表朱朱理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代表聶洪鈞先後抵達陝北，和陝北根據地本土領導人郭洪濤合謀，雖然做出了進行“肅反”的決策，但是由于他們手中沒有掌握軍事實力，因此“肅反”尚不能大面積展開。當時西北根據地的主要部隊紅26軍、紅27軍是由劉志丹指揮的。因此，他們大規模展開主要針對劉志丹等人和紅26軍的“肅反”的時機尚不成熟。

1935年9月18日，當以徐海東爲軍長、程子華爲政委的紅25軍抵達陝北，與劉志丹率領的陝北紅軍會師之後，受張國焘的紅四方面軍“肅反”擴大化嚴重影響、有著濃厚的“肅反情結”的、並且與陝北紅軍勢均力敵的紅25軍，就成了朱理治、聶洪鈞、郭洪濤大力推行“肅反”所依仗恃的軍事力量。

徐海東率領的紅25軍與陝北的紅26軍、紅27軍會師後，根據中央代表團的意見，成立了陝甘晉省委，朱理治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聶洪鈞任軍委主席。隨即，在陝甘晉省委的領導下，由紅25軍、紅26軍、紅27軍組建了紅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

當劉志丹、高崗指揮陝北紅軍與紅25軍在勞山前線與國民黨軍展開殊死搏鬥之時，以戴季英爲保衛局長的殘酷“肅反”也如火似荼的展開了。

戴季英

在紅四方面軍“肅反”時就犯有嚴重“左”傾錯誤、手上沾滿了被冤殺革命同志的鮮血的戴季英，沿用了紅四方面軍“肅反”時的慣用手段，濫用酷刑，日夜逼供，羅織了西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高崗等人是“反革命”的“莫須有”的口供。

“肅反”的結果是，劉志丹、高崗、張策、楊森、黃羅斌等紅26軍營以上幹部六七十人，悉數被抓捕，關押在瓦窯堡的陰森的監獄裏；並有二百多人被冤殺。

不幸中的萬幸是，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當聽到當地幹部反應的嚴峻的“肅反”形勢後，毛澤東果斷下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否則，會面臨劉志丹、高崗等根據地創始人被殺、陝北紅軍與紅25軍“火拼”、根據地分崩離析的嚴峻局面。

徐海東率領的紅25軍初來乍到，按理說應該與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搞好團結，密切合作，才能立足，也更有利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然而，剛到陝北不足一月的紅25軍如此積極賣力地支持這場錯誤“肅反”，除了執行陝甘晉省委的命令之外，有沒有別的目的呢？從“肅反”的“操刀者”戴季英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一段發言中，也許可以窺破個種玄機。戴季英坦言：

“鄂豫皖肅反錯誤與陝北肅反錯誤，實質上是相同的。我們帶來了張國焘肅反錯誤經驗，25軍領導上要負責任，我應負大的責任。我運用了這肅反錯誤經驗上，嚴刑逼供，指名問供等，但陝北肅反錯誤主要原因應歸究于代表團省委領導上的種種錯誤，從開始至以後的事實可以證明了。

“我們對26軍有嚴重宗派主義軍閥主義，看不起他們；自己傲慢，不信任他們；工作上，要他們如25軍政治軍事方面一樣。這種同化他們的態度，實際是吞並的意識。”

戴季英的這段發言，無意中泄露了紅25軍憑借自身實力積極擁護這場錯誤“肅反”的真實意圖，那就是藉此“同化”26軍、“吞並”26軍。一支軍隊吞並另一支軍隊以壯大自己的實力，這是封建軍閥之間慣用的伎倆。因此，戴季英關于25軍“有嚴重宗派主義軍閥主義”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

如果說逮捕劉志丹、高崗、楊森等26軍營以上的幹部是“斬首”行動，那麽當26軍營以上幹部的職位空缺之後，全部由25中的人員迅速彌補占據，無疑是一次成功的“換頭”行動。這種“斬首術”和“換頭術”，就這樣赤裸裸的發生在革命隊伍的兩支兄弟部隊之間！

作爲新組建的紅15軍團的軍團長徐海東，對逮捕關押副軍團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崗，以及原紅26軍營以上幹部的這樣的重大事件，是何種態度呢？彼時任陝甘晉省委軍委主席、主持軍隊中肅反工作的聶洪鈞，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回憶道：

“勞山戰役後，過不兩天，接省委由朱理治寫的親筆信，指名式地要我們逮捕劉、高、楊森等人，說是張秀山等供出他們是右派反革命，並有很大的陰謀活動准備等等。我相信這是有可能的。但是，感到‘亂子’太大，不敢邃爾逮捕。徐海東的意思，既然省委來信，就該執行。爲避免萬一搞錯，我堅持最好還是請中央來解決。郭述申同志表示同意我的意見說：‘還是慎重些好。’”

聶洪鈞

在這個關鍵時刻，作爲紅15軍團軍事首腦的徐海東，如果支持聶洪鈞的主張，緊急叫停逮捕劉志丹、高崗等人，而是等中央來了解決，那麽，完全可以避免錯上加錯的和事態惡化。遺憾的是，徐海東支持了以朱理智爲代表的陝甘晉省委的錯誤決定，積極執行抓捕行動。這不能不說是在重要曆史關頭，徐海東書寫的“敗筆”。

除堅決執行陝甘晉省委的錯誤決定，徐海東的腦海裏是不是還有如戴季英所說的“吞並”劉志丹曆盡艱辛創建的紅26軍的思想在作怪呢？

好在1935年10月下旬，中央紅軍和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及時叫停了這場錯誤“肅反”，釋放了劉志丹、高崗等一大批被關押的根據地的黨政軍領導人。其後劉志丹雖然被委任爲新組建的紅28軍軍長，但仍然背負著“曾犯過嚴重的右傾錯誤”的罪名。1936年4月14日，東征中的劉志丹在攻打山西三交鎮時不幸中彈，壯烈犧牲。

劉志丹犧牲六年後，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在這次長達三個月之久的重要會議上，陝北“肅反”的路線是非問題才得以厘清，劉志丹才得以徹底平反。

劉志丹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通過的《中央關于1935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一錘定音：

中央在重新審查陝北“肅反”問題後，特作如下之決定：

一、朱理治、郭洪濤二同志本應開除黨籍。估計他們曾爲黨作過一些工作，本著中央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各予以最後嚴重警告之處分，撤銷朱理治同志陝甘甯邊區銀行行長之職務，撤銷郭洪濤同志山東分局書記的職務，並限定朱郭二同志在三年以內不能擔負重要的黨的工作。由中央組織部與西北局繼續搜集材料，如果發現他們還繼續對黨欺騙，而不誠意改正他們的錯誤，黨就必須重新討論他們的黨籍問題。

二、因爲戴季英、聶鴻鈞二同志是當時“肅反”的堅決贊助者和執行者，而他們在高幹會上對自己錯誤的承認也還是不坦白不誠懇的。現在中央認爲中央（當時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決議，對于戴季英、聶鴻鈞二同志的處分（給戴季英同志以最後警告，給聶鴻鈞同志以嚴重警告）仍然是有效的。同時應當指出：程子華同志在這一錯誤“肅反”中，也應該負一些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決定的最後一句話：“程子華同志在這一錯誤‘肅反’中，也應該負一些責任。”作爲紅15軍團的政委的程子華“應該負一些責任”，那麽，身爲軍團長的徐海東，該不該“負一切責任”呢？這個決定中沒有提及的。或許是爲了照顧彼時正在養病中的徐海東的情緒，或許有其它的原因……我們只能期待有更多的曆史文獻解密，以揭開這個謎底。

程子華

奇怪的是，徐海東在《生平自述》中提到和陝北紅軍會師的情形時說：

“陝北紅軍的同志，對我和紅二十五軍這支部隊，是十分親熱和尊重的，我過去在幹部團結方面，有些缺點，不大注意方式，這時也能主動地團結陝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虛心的態度。因此，我在這段和陝北紅軍中的劉志丹等同志，關系處得是好的。”

這裏，他所謂的“團結陝北的同志”、“關系處得是好的”，就是把劉志丹、高崗等根據地的創始人和紅26軍的幹部抓起來，投入到瓦窯堡的大牢裏！應該說，他的這段回憶，不是曆史唯物主義，而是曆史“違心主義”。

陝北“肅反”20年後的1955年，當毛澤東在初步擬定的大將名單上，將徐海東的名字上畫“X”之時，是否聯想起了那場錯誤“肅反”呢？這當然也是一個難解的曆史之謎。

與陝北錯誤肅反脫不開幹系、三年解放戰爭完全缺席、被毛澤東在初擬大將名單上畫了“X”的徐海東，爲什麽最終能穿上威風凜凜的大將軍服呢？原來他得益一位領袖人物的力挺，這個人物就是抗日時期曾扮演過徐海東的“副官”的劉少奇。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制定“鞏固華北，發展華中華南”的戰略方針，決定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中央讓劉少奇帶50多位營以上幹部到華中敵後去。

因形勢複雜，劉少奇不能公開露面，恰巧，中央要派在延安養病、學習的徐海東到華中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去。徐海東因擔任改編後的八路軍115師344旅旅長，被國民政府授予少將軍銜。于是， 就以徐海東少將名義，率檢查組從延安出發，一路護送劉少奇。

徐海東著少將服，佩少將領章。劉少奇化名“胡服”，給徐海東當“副官”，對外稱“胡副官”。剛開始，徐海東很不習慣身邊這個“胡副官”，但劉少奇卻做得很自然，一路上，“胡副官”不斷地給徐海東拿衣遞帽。劉少奇不斷提醒徐海東：“要注意身份，這就像演戲，我們要演好。”

當時駐紮西安的國民黨將領宴請徐海東，劉少奇以身示範地教徐海東如何使用應酬辭令、如何敬酒、如何告別等。

一次赴宴時，徐海東走到門口，不覺回頭瞧瞧自己的上級，“胡副官”連忙做了一個“請”的手勢，讓“長官”先進門。進了門，“胡副官”畢恭畢敬地接過徐旅長的軍帽和風衣，交給身邊的衛兵，自己又規規矩矩地站在旅長的身旁。

在宴席中，“胡副官”給旅長遞茶、點煙，提醒話題也十分自然而周到。人們都覺得這個副官很文雅、很稱職。臨別時，國民黨將軍的夫人們還囑咐“胡副官”好生侍奉徐旅長。“胡副官”認真地一一應答。直到汽車開出好遠了，大家才發出爽朗的笑聲。

徐海東在《生平自述》中，曾寫下了這樣的話：

“1939年9月15日，我隨少奇同志離開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對我進行了許多教育和幫助。我一直存在著脾氣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點，少奇同志便跟我談共産黨員應有的修養，使我終身難忘。”

在千裏迢迢護送劉少奇的過程中，徐海東與劉少奇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其後，徐海東擔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在劉少奇的領導下工作，打的日本鬼子聞風喪膽，其傑出的軍事才幹也給劉少奇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5年大授銜之前，當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審閱大將名單時，對毛主席不授予徐海東大將軍銜提出了不同看法。

劉少奇認爲：徐海東是紅15軍團的旗幟，既代表了鄂豫皖紅25軍，又是陝北紅軍的代言人，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理應作爲一個山頭的代表，授予大將軍銜。

同時，劉少奇對授予肖克大將軍銜提出異議，認爲在加強黨的團結，擁護中央的領導方面，徐海東的黨性遠遠勝過長征中曾對張國焘表示過同情的肖克。

因而，劉少奇在提議授予徐海東大將銜之同時，將肖克放在大將名單之外。

其後，中央書記處數次召開會議，研究大將軍銜的評定，經過反複排隊和平衡，書記處一致通過了劉少奇主張的徐海東爲大將的提議，並決定將肖克改評爲上將。

1955年9月27日授銜典禮結束後，徐海東的舊部王樹聲、謝富治、王新亭、許世友、周純全等人去看望他，紛紛向他表示祝賀，不料徐海東當著他們的面就說：

“有什麽可高興的，老子（徐海東一貫自稱老子，軍中聞名）身上15個洞，也才換來四個星，人家不費勁就拿下了。楊、羅、耿，以楊爲首，可是，楊才是上將，沒聽說政委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著一碗紅燒肉才出的名嗎？有個屁用！”

羅瑞卿大將

徐海東所說的“靠著一碗紅燒肉才出的名”的“人家”，指的是開國“第八大將”羅瑞卿。

羅瑞卿“一碗紅燒肉”的故事是這樣的：1933年，羅瑞卿在中央蘇區擔任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一些戰士是福建籍的，吃不慣辣椒。有一次搞夥食改善，炊事員做了紅燒肉。因爲絕大多數紅軍戰士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吃飯是“無辣不歡”，所以炊事員就放了很多辣椒在紅燒肉裏面。這樣一來，福建籍的戰士就有了情緒，而兩湖和江西的又覺得他們多事，雙方竟然吵了起來。羅瑞卿聽到後，沒有大驚小怪，而是把大家找來耐心地開導，化解了矛盾。從此，炊事員做飯的時候，把一盆辣椒放在一邊，誰願意吃就吃。

這件事讓羅瑞卿成了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典範，在紅軍中一時傳爲美談。

而徐海東拿這件事嘲諷與自己一起獲授大將軍銜的羅瑞卿，頗有點西漢開國名將韓信“恥與哙伍”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