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中國戰地女記者登上了熱搜，她在巴以沖突爆發的第一時間趕到前線。11月5日時，堅守了25天的她從前線回撤，暫時休息一段時間。

這位女記者叫陳慧慧，是中央總台駐土耳其記者。

10月7日淩晨，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5000枚火箭彈，當天致以色列至少40人死、740人傷。隨後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宣戰。

直到今天，持續一個月的巴以沖突仍未停戰，以軍襲擊加沙地帶已造成超過1萬人死亡。

陳慧慧在槍炮聲不斷的前線，始終神情自若、語調平穩地播報新聞，可她也表示，看似平靜淡定的狀態背後，是無法控制的恐懼：“每天在邊界，最害怕的那個人是自己，有點風吹草動異響都非常警覺。”

20年前，26歲的周轶君作爲全球唯一常駐加沙女記者，在戰亂頻發的加沙地帶工作了兩年，親眼見證和記錄了巴以沖突的殘酷現場。

在#加沙醫院遭襲20小時前孩子們還在做遊戲#的詞條中，周轶君評論說：

“幾乎每一場戰爭都會有醫院遇襲，這所醫院我進出過多次，看見過孩子們的離去，大人們的葬禮。”

她平實記錄下戰爭的殘酷、人們的仇恨，以及中東地區生活在悲慘世界中的人。同時也寫下自己對戰爭的反思。她是勇敢的，亦是珍貴的。

20世紀70年代，周轶君出生于上海的一個小康家庭。她大學來到北京，就讀于北京第二外國語學校，大學志願裏包含法語、德語、日語等8個語種，周轶君劍走偏鋒，選擇了阿拉伯語。

周轶君童年照

阿拉伯語作爲小語種，學的人少，周轶君判斷這門語言在她之後的職業生涯中會帶來優勢。

果不其然，畢業後周轶君憑借小語種專業任職于新華社，並在2002年主動爭取去巴勒斯坦加沙常駐。加沙暴亂，領導們擔心她作爲一名女性記者，無法克服危險，她多次申請，提出了自己的優勢：“長期的外派任務，女性的耐力會比男性的爆發力更重要。”

2002年8月1日，周轶君的母親送周轶君到機場，那時她還不知道女兒的目的地。當周轶君母親被告知目的地是耶路撒冷時，汽車收音機不合時宜播出一條消息：“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校園昨晚發生爆炸，已經造成7人死亡，85人受傷......”

母親的眼睛瞬間紅了，周轶君卻只盼著快快到達機場、快快辦理登機牌，這樣送行的人就無法入內，也無法改變她的決定了。

實際上，她真正的目的地也並非是耶路撒冷，而是距離耶路撒冷80多公裏、更加危險的加沙地區。

周轶君在加沙

戰亂頻發的加沙地區工業發展停滯，天空湛藍、空氣清新，但是卻與“清潔”無緣。街道上遍布垃圾、房屋分布雜亂，有的房屋外牆上密布槍眼，有的在轟炸中倒作一團，裸露的鋼筋直指天空。

街上的每一堵牆都畫滿了塗鴉，寫著五顔六色的阿拉伯語：“自殺爆炸好”、“聖戰到底”、“血債血還”，甚至還畫了一輛爆炸的公交車。

加沙作爲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區——某些地方平均一平方米住六個人，男性長者與女性普遍穿長袍，年輕男子則多穿T恤和牛仔褲。下午四時，學校放學，穿著墨綠色校服男女學生湧向街頭，爲加沙憑空添了幾份生機。

人群裏也混雜著“危險人物”，倒提步槍、穿各色軍裝的巴勒斯坦人在人群中走過，有的會用黑布罩頭，有的後腰別著手雷。

到達加沙，周轶君發現當地情況比自己想象中更複雜、混亂，而兩年的戰地記者生活，足以讓她適應和了解這塊土地，與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

“如果在加沙過了一個星期的舒坦生活，你就要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了。”

到達加沙後周轶君需要習慣的第一件事是，每天來自頭頂的轟鳴和玻璃窗的微微顫動。

以色列“阿帕奇”武裝直升機、F-16戰鬥機或無人駕駛偵察機幾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盤旋，伺機打擊地面目標。

如果直升機“哒哒”的螺旋槳聲突然變得清晰、電視屏幕突然變成馬賽克、手機沒有電話打入卻響個不停，就表明，空襲即將來臨。

初來加沙時，任何爆炸聲都會讓周轶君誤以爲空襲來臨，她被嚇得在黑夜中一動不動地靜默著。

2002年8月5日，周轶君在加沙上任戰地記者的第三天，遭遇了人生第一場空襲。4枚導彈在夜晚炸毀了加沙兩座小型工廠。前任戰地記者王昊還沒有離職，摸黑趕往現場，周轶君遵照命令關掉所有照明燈，在黑暗中等待消息。

王昊在現場不斷撥來電話，電話那頭是示威人群的口號聲、工廠主人的哭泣聲、現場救護車的嘯叫聲，電話這頭是難得安靜的夜晚，周轶君在黑暗中保持沉默，只有呼吸聲。

隨著時間推移，周轶君發現，“空襲是可以被習慣的。”

某次爆炸，加沙雇員阿馬德給她打電話說：“知道炸哪兒嗎？走路兩分鍾就到我家！死定了！你要記得我！”

周轶君反而成爲安慰別人的角色：“上次坦克開到我家也沒事。”

阿馬德卻是擔心家中的女兒，她們一個7歲，一個3歲。周轶君和阿馬德3歲的小女兒通話，小女孩在電話另一頭說“害怕”。

隔了一會兒，小女孩又用稚嫩的聲音提醒周轶君：“聽——轟炸。”

習慣轟炸成爲每位加沙居民的必修課，甚至每位胎兒的胎教音樂便是轟炸聲。

巴勒斯坦人民仰頭等待轟炸

因爲轟炸隨時可來，加沙居民竟然學會了在大亂中尋找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某次周轶君想要出門吃當地特色菜，在出門前收聽到電視台消息：以色列特拉維夫一座購物中心遭到巴勒斯坦人體炸彈襲擊。

窗外飛機轟鳴，以色列的報複轟炸似乎會隨時開始。

然而周轶君到達特色小吃店門口，十幾人仍不顧轟鳴聲，氣定神閑地排著隊，隊伍中有人說：“轟炸？有什麽好怕，天天都可能有啊，真主決定一切。”

話音剛落，轟鳴聲更加清晰，並且伴隨著持續、高頻的“吱吱”聲。大家聞聲仰頭觀望，有一個紅點在夜空中閃爍，一閃一閃的。

兩個小孩在車裏伸出腦袋，指著天空喊道：“轟炸轟炸！”

周轶君買完小吃趕緊回家，鄰居卻在屋外閑庭信步，他解釋道：“你知道等著另一只鞋子從樓上扔下來的故事嗎？我們就是天天這麽等著。”

最近短視頻平台流傳了一段，前線采訪巴勒斯坦兒童的視頻。記者舉著話筒問一名全身止不住戰栗的巴勒斯坦小男孩，長大之後的夢想是什麽。

這名小男孩對著鏡頭瞪著大大的、空洞的眼睛，回答道：“這裏的小孩長不大。”

在周轶君駐紮加沙地區時，巴勒斯坦政府公布數據，在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有一半巴勒斯坦人在18歲以下，150萬巴勒斯坦人小于15歲。

2002年8月15日，周轶君目睹了第一具因爲戰爭去世的屍體。

以色列軍隊坦克開進罕尤尼斯，5歲小男孩法利斯在自家門口被打死。

法利斯躺在冰櫃裏，他的身體太小，顯得冰櫃尤其大。細細的黃頭發耷拉在法利斯腦袋上，他的眼睛還未完全合上。

醫護人員將裹屍袋揭開，露出法利斯瘦削的上半身——皮包骨、血迹斑斑。

醫生們用巴勒斯坦國旗將法利斯小小的身體裹住，放在擔架上遊行。一輛卡車在隊伍最前面爲擡著法利斯屍體的擔架開路，幾千名罕尤尼斯居民駐足觀看，或者一路跟著前行。

綠的、黃的、黑的旗幟被人們舉著四處飄揚，卡車上的大喇叭始終播放著：“血債血還！”、“真主最偉大！”居民們跟隨著大喇叭齊聲呐喊著，震耳欲聾。

周轶君拍下的某場葬禮

2003年9月24日深夜，加沙地帶中部百裏基難民營發生惡戰。以色列特種兵進來抓人，遭到巴勒斯坦武裝人員襲擊。巴勒斯坦人死了兩位，以色列一死兩傷。

周轶君被一位年輕人領著去現場，他們走上一個水泥樓梯，樓梯上都是風幹的血迹。年輕人抓起地上的一只枕頭，上面的血塊尚未凝結，看起來殷紅柔軟。

年輕人指了指自己的腦袋，開口道：“這是腦漿。”

樓梯上風幹的血

在戰爭中無辜逝去的人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未來，而在戰亂中仍然存活的人們，需要爲了生存而拼盡全力。

周轶君曾遇到過一位在路邊向她兜售口香糖的孩子巴士拉。

巴士拉的爸爸原先在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做清潔工，2000年沖突爆發後以色列全面封鎖加沙地帶，只能失業。家裏失去了經濟來源，可是家裏除了巴士拉還有四個兄弟、一個兩歲的妹妹，和患糖尿病的媽媽。

他們兄弟四個遍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賣口香糖。巴士拉每天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12點，大概能掙15個謝克爾（約30元人民幣）。

巴勒斯坦教育免費，但是由于不能負擔書本費和生活費，巴士拉和兄弟們一直沒有上學。

幾個月後的某一天，周轶君開著車在紅燈前停住，一個賣口香糖的小孩開心得飛奔過來猛拍車窗：“你要找巴士拉嗎？他上學去了！”

周轶君聽到這個消息，在車裏高興得差點哭出來。被戰爭籠罩的地區，受教育實屬艱難，巴士拉終于能繼續讀書、改變命運了。

生活總是有一些微小的希望，支持在人們望不到頭的苦難中，繼續前行。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系陷入僵局，巴勒斯坦爲了奪回領土選擇自殺式的恐怖襲擊，以色列報複巴勒斯坦選擇轟炸，戰亂沒完沒了、無法解決。

在哈馬斯統治的加沙地區，願意參與自殺式襲擊成爲“政治正確”。

周轶君在路上遇到過一群舉著旗子玩耍的小孩，他們見周轶君拿著相機，非常興奮地沖了過來，大聲喊道：“給我照相！明天我要當烈士啦！”

說話的小孩告訴周轶君，明天自己要綁上炸藥去猶太人定居點。炸藥是別人給的，也不需要訓練。周轶君隨意拍了幾張照，小男孩似乎不太滿意，挺起胸脯讓周轶君重新拍：“再給我照一張，明天要登報紙的！”

不知道這位小男孩最後有沒有背起炸藥，但是少年背起炸藥，成爲人體炸彈的慘劇確有發生。

2003年11月2日，一位剛剛過完16周歲生日的巴勒斯坦少年薩西蔔，經過兩天的跋涉，幾乎沒有進食，終于抵達距離以色列不到一公裏的地方。

他被偵察的士兵發現，面臨著前面是重兵、頭頂上是直升機的艱難境遇，靠著最後的力氣向裝甲車奔去，引爆了腰間的炸彈。

最後，他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一位以軍士兵受輕傷。

哈馬斯成員裝扮成人體炸彈遊行

因爲自殺襲擊去世的人，被巴勒斯坦人稱爲烈士。

2003年10月4日，一位實習女律師哈娜迪在以色列某城市一家餐廳引爆身上的炸彈，造成19人死亡，50多人受傷，死者中包括數名嬰兒。

哈娜迪28歲，受過高等教育、喜歡時尚和藝術，她在一個本子畫畫和寫詩，一幅畫臨摹了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導人民》，還在本子上寫下“我的國籍是所有人的心，爲何我們還需護照——無名國家。”

本子上有一整頁寫著一個碩大的“薩拉”，字母空隙間畫了張尖叫的臉。“薩拉”是被以軍打死的一個巴勒斯坦兒童。

自從哈娜迪的弟弟和未婚夫被以軍打死，哈娜迪常常念叨著要替弟弟負責，並每天把齋、念經。爆炸當天，哈娜迪告訴父母自己要去難民營處理工作事務，午飯時間也沒有回家。

家裏沒有任何人知道哈娜迪要去“執行任務”，直到聽說梅法發生爆炸，打開電視後看到了哈娜迪的名字，才知道哈娜迪做了“人彈”。

哈娜迪的父母和妹妹先被“驚呆了”，然後母親和父親都開心地感謝真主讓哈娜迪成功，哈娜迪的父親解釋道：“執行爆炸是一回事，成功是另一回事。”

哈娜迪原先的房子在執行任務成功後的半夜被以色列方摧毀，他們現在搬去了新的房子。

去她家前需要穿過十幾米長的兩排店鋪，牆上滿是烈士像，哈娜迪家的房門上也貼滿了烈士像。

周轶君問哈迪娜的父母：“根據伊斯蘭教教義，女子是不是不應該去執行自殺爆炸？”

母親說：“可是我們有什麽辦法呢？以色列人有飛機、坦克，我們只有自己的身體......我女兒若不是親眼看到弟弟和未婚夫被殺，生活失去希望，怎麽可能走上這條路？”

在加沙的那幾年，周轶君不僅見證了戰爭下平民的悲慘生活，也曾得到機會，采訪戰爭中的高層。

2003年，她得到了采訪哈馬斯創始人、精神領袖亞辛的機會。

亞辛家位于城南貧窮的居民區，通往他家的路大部分是土路，開車過去一路顛簸。他居住的房子只是幾間普通的平房，外牆上寫著“武裝鬥爭”和一些贊美哈馬斯的標語。這和普通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情況沒有區別。

在哈馬斯集會上，亞辛總是最後一個出場，他被保镖、追隨者、記者們簇擁著，身體被人群和話筒擋住，永遠露出一張心滿意足的笑臉。或者在遊行隊伍中，他坐在行進得極慢的專車裏，接受記者們的采訪。

以色列某任總理的高級助理都形容亞辛具有“教皇般的號召力”。曾有一名25歲的伊斯蘭大學學生接受采訪時說：“亞辛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侵略的象征，我崇拜他，願意爲他獻身。”

亞辛只念過高中，未接受過正規的宗教教育，卻在難民營的窮人當中支持率頗高。哈馬斯對外發動襲擊，對內斥巨資興建醫院、學校，還不定期向窮人發放食品和救濟金。

周轶君采訪亞辛

近距離見到亞辛，周轶君才發現亞辛縮在大白袍裏的身體如此瘦小：

兩只大手僵硬地垂下，白袍遮蓋住他已經萎縮的腳跟，腳上穿著一雙大的不成比例的黑鞋。

14歲那年他在海邊摔斷頸椎、四肢癱瘓，長期的牢獄生涯讓亞辛聲帶、聽力嚴重受損，他講話的聲音仿佛一把刀片在刮玻璃。

亞辛失去了神秘感後，只是一位四肢癱瘓、坐輪椅的病人。

以色列宣布亞辛爲重點打擊對象，亞辛卻仍然待在家裏，並沒有加強防範措施，似乎明白躲無可躲。

在亞辛的表述中，他並不擔心死亡，“暗殺的威脅從來不能嚇倒我們，我們樂意成爲‘烈士’。對于我們來說，犧牲像結婚一樣是喜事。爲正義獻身的人只死一次，怯懦的敵人要死100次。”

加沙的自殺襲擊引起以色列更猛烈的軍事報複，引起更多無辜巴勒斯坦人死亡，亞辛表示：我們巴勒斯坦人沒有F-16轟炸機，沒有‘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只能用有限的、簡單的手段自衛......”

不少巴勒斯坦人也表示，我們沒有武器，只有自己的身體。

無辜的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在轟炸與自殺襲擊中流血、離世，亞辛表示惋惜，卻又毫無辦法，因爲自殺襲擊在他心中是唯一能和世界對話，引起世界重視巴勒斯坦人民的方式。

2004年3月22日的淩晨，亞辛遇刺。亞辛住處離周轶君家直線距離不過十公裏，雖然路線曲折，但是記者們總是事先反複練習去亞辛家的路線，所以周轶君很快趕到。

一扇暗紅色鐵門上彈孔斑斑。一地鮮血、滿牆彈孔。亞辛的輪椅碎了、袍子碎了、腦袋也碎了。

一些孩子在地上、牆縫裏挑揀亞辛及另外8名死者的屍體碎片。根據伊斯蘭教傳統，死者下葬時要“全屍”。

送葬隊伍裏，不僅有男性，還有從不參與葬禮、蒙著黑色面紗的女性。當盛有亞辛屍體的棺材送到清真寺接受最後的禱告時，人群突然沸騰。

巴勒斯坦民衆參與亞辛葬禮

無數雙手伸向棺材，人群發出撕心裂肺的喊聲和槍聲，亞辛遇刺後的沉默與安靜正式褪去，大家麻木幾小時後，爆發出沉澱的憤怒。

哈馬斯的人說：“殺死亞辛不但沒有削弱哈馬斯，反而令我們變得更強大、更團結。”

在巴以的鬥爭中，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搞定點轟炸，而巴勒斯坦則選擇最簡單粗暴的人體炸彈方式恐怖襲擊以色列的無辜百姓。

一名20歲的哈馬斯成員僞裝成正統猶太教徒，在耶路撒冷市中心市場登上14路公共汽車，在汽車經過一個廣場後，朝車廂中間走了幾步，隨後引爆綁在腰間的重磅炸藥。

爆炸造成16人死亡，93人受傷。

50歲的巴勒斯坦人瓦迪經曆路邊的汽車爆炸事件後，沒有死亡，但耳朵、胸、腿、腳多處受傷，失去了半個肝。

他渾身纏滿紗布，出院後沒有洗過澡，也沒有錢拿藥，躺在床上一動彈便牽扯所有傷口，他生來是啞巴，連喊痛也喊不出，只能無力地發出“啊啊”的叫聲。

瓦迪一家15口人住在灰色的水泥房裏，門和窗都只剩下框架。爲了擋住冬天的雨水，窗框上用繩子吊了塊缺角的石板。

家裏沒有錢支付賬單，所以煤氣和電都被停用了，只是從鄰居家接了一根電線，方便上學的孩子就著一盞日光燈寫作業。

爆炸那天，在以色列做建築工人的他剛剛領到1000多謝克爾（相當于2000元人民幣）的工資。在經曆爆炸、送往醫院的路上，他的工資全部被人偷走。

瓦迪失去了賺錢能力，他有兩位兒子，一位兒子也失業了——工廠被以色列導彈襲擊，大批工人面臨失業。現在全家靠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程處每兩個月發一次的30公斤面粉、一瓶油和兩公斤糖度日。

他們得不到賠償，也得不到其他救濟。

瓦迪躺著的床上，床頭有個鐵皮糖罐，上面寫著大大的英文商標：HAPPY。

2004年3月6日，遭遇汽車連環爆炸襲擊之後，地區流動之間的管控更加嚴格。周轶君作爲記者原先可以走效率更高的“貴賓通道”，現在大家統一走巴勒斯坦工人通道，需要至少等待兩小時才能從通道進入檢查大廳。

周轶君向以色列士兵抱怨，效率越來越低、等待時間越來越長。士兵回複道：“現在形勢變了，你不知道我們面對多少壓力，每天我離開家時，妻子都對我說：‘希望晚上見到你回來’……”

以色列士兵指著“工人通道”告訴周轶君，上星期自己的一個朋友被巴勒斯坦人打死。他難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對每一個以色列士兵“個體”的仇恨，因爲他並不討厭巴勒斯坦的每個人，只討厭搞自殺襲擊的恐怖分子。

周轶君想到自己常常聽巴勒斯坦人說起一句話：“我們不是恐怖分子，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怒火。”

怒火燒成一團，引出更多的怒火，對立似乎永遠不會結束。怒火背後，只有越來越多的人受傷、死亡。

周轶君有時也會離開加沙，前往以色列觀察情況。

她來到耶路撒冷，這裏是多個宗教的聖地，算得上是“離上帝最近的地方”，同樣也是巴以問題最核心、最難解決的爭端之一。

3000多年來，耶路撒冷遭遇37次被占領或遭戰火蹂躏，18次被摧毀而後重建。以巴勒斯坦爲首的阿拉伯人和重建國家的以色列猶太人，在20世紀中葉後爆發多次爭奪耶路撒冷的中東戰爭。

耶路撒冷市中心喬治王大街上車水馬龍、井然有序，是標准的現代化城市。然而，正因爲這裏人流量大，成爲了自殺爆炸的重災區。2002年僅一年時間，這裏已經發生六七起爆炸和槍擊事件，最嚴重的一次造成16人死亡。

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裏，有一張一名猶太女孩在地球儀前尋覓的照片，上面寫著“哪裏才是我的國家”。周轶君在加沙時，在巴勒斯坦電信局廣告上看到極其類似的內容：一名巴勒斯坦女孩在地球儀前自問，“哪裏才是我的國家”。

周轶君來到哭牆旁，一位猶太人婦女主動向她搭話，得知周轶君是中國的記者時，她說：“你一定要在中國的媒體上說，上帝創造猶太人，不是爲了遭別人殺戮的。”

還有一位耶路撒冷情報部門工作人員告訴周轶君：“2000年流血沖突爆發前，如果我們想派軍隊進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很猶豫，因爲那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現在——只要有一次自殺爆炸，我們毫不猶豫沖過去。”

周轶君在加沙地區及附近待了兩年，發現巴以兩地的矛盾根深蒂固、難以改變，大家似乎難以脫離自己的立場，在捍衛自己的正義中，又拖下無數無辜的人們到水深火熱的地獄。

作爲一名記者，能做的似乎很少，記錄是途徑之一。

在加沙兩年，終于到了離別的日子。

周轶君和加沙雇員阿馬德通話告別時，想到剛來加沙不久，窗外狂瀉14枚導彈的夜裏，阿馬德3歲的女兒在電話那頭用稚嫩的嗓音給周轶君說：“聽——轟炸。”

那句稚嫩的話語時不時回蕩在周轶君耳邊，響起時仍十分心痛。

周轶君拍的孩童

周轶君在以色列曾遇到過一位老師，那位老師致力于在教育和活動中融入兩個民族和諧共處的理念，向學生們宣揚和平。

某次活動後，周轶君問他：“活動成功嗎？”這位老師回答道：“我很高興，但我深知自己所有的努力不過是大海裏的一滴水。”

雖然是大海裏的一滴水，可他和他的同事們仍然在自己的工作中矢志不渝地堅持促進和平，這讓周轶君對他們深感敬意。

周轶君又想起她有一次在加沙買短袖，老板爲她優惠了幾十元。她開始不明所以，有天穿上短袖時，才發現，她選的這件短袖上，印花寫著“和平”。

部分參考資料：

周轶君 ｜ 離上帝更近

圖片來源：《離上帝更近》、網絡

（摘編自微信公衆號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