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關注新聞和法律的老梁。

這個事情比較簡單，是有一個無臂男子李先生發了一段視頻，展示他進地鐵站遇阻。這個事兒後來引發了討論，然後武漢地鐵發了一個回應，但是這裏邊說是“工作人員現場處置問題不周”，然後很多人又覺得這是規定的問題，懷疑地鐵甩鍋。

這時候很多人就發現，李先生進地鐵的時候，其實工作人員都已經提出自己幫忙買票了，就覺得這個工作人員態度其實很好了，認爲李先生是不是故意難爲人家。

同時一些網友注意到發布視頻的李先生明顯是有人幫忙拍攝的，也有網友發帖指責，于是就有人懷疑他是不是有mcn機構，認爲是故意炒作，目的是直播帶貨。

那麽後續李先生也發了視頻，說因爲國家去年頒布了法律他想體驗一下，只是想代表殘疾朋友發聲，自己知道殘疾人的不易，所以覺得可以更加優化這個規定。

這個事兒我覺得特別有趣，簡單說說看法供參考。

我從個體、媒體和制度三個層面來討論。

個體層面，我會認爲這位李先生是想做輿論監督但是又沒有專業知識，結果導致輿論反轉。

我個人很願意相信李先生是想爲殘疾人發聲，我也理解作爲殘疾人的不容易，但是很明顯李先生這個視頻是有策劃屬性的，不同于網友的隨機拍攝，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沒有爭議吧，他自己也說了是體驗，這個實際上就是一個輿論監督了。

但是他可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沒有遵循輿論監督的最小傷害原則，就是你曝光一件事，目標究竟是什麽，是說這個工作人員不講道理，還是想說地鐵規定不合理？還是想說不應該有查證這個限制？我現在懷疑他發之前未必想得很清楚，所以他引發的討論是發散的，其中就包括工作人員被部分網友辱罵，這個顯然一開始沒有考慮規避。

那麽如何實現最小傷害原則呢？從他這個選題看，我認爲有三個辦法，最簡單的就是多去幾個站點，當然最好不要局限于地鐵，比如公交也試試，如果有其他地方也試試，看不同地方對沒有帶證件的殘疾人是如何接待的，那也可能有的地方有好辦法，也可能都不行，比如地鐵十個站都不能進，那就不是工作人員個人的問題，而是制度有問題了。

其次可以考慮做深入對話，比如找一個地鐵工作人員，跟他聊聊爲什麽不能進，如果讓他進了會有什麽樣的處罰，這也是把問題歸因到制度而不是個人選擇。

第三可以給地鐵公司打電話詢問相應的規章制度，提出問題看地鐵公司有沒有好的辦法，也是歸因制度。

當然了，有的網友可能會說，人家又不是專業的，又是個殘疾人，你按照媒體標准要求是不合理的？

但是媒體這個標准是爲什麽要制定呢？或者說爲什麽要有最小傷害原則呢？當然表面上說是職業道德，但實際上也是爲了規避風險，一旦你把日常的分享行爲加入策劃屬性，進入到有制作有表達的輿論監督領域，你的法律風險、道德風險、輿論風險是激增的，媒體行業用了大概二百年踩雷，才總結出來一些工作原則，不是說沒有道理的，這種輿論監督工作就是剛入職的記者也不建議獨立完成，也是有老記者帶才行的。

所以我以前提過，原則上不太建議個人去做輿論監督，雖然說現在人人有麥克風，但是不一定人人都有專業知識和抗風險能力，他這次還好只是有一點輿論爭議，畢竟他是個殘疾人不會把他怎麽樣，但實際上做輿論監督搞到被告上法庭也是有的，所以個人不建議。

另外我提醒一下，媒體還有個原則叫采編與經營相分離，你如果做輿論監督，最好這個賬號跟你直播帶貨的賬號分開，否則輿論風險就很高。

當然這就說到媒體層面，我覺得是個老問題了，就是搬運視頻不完整，我目前找到的比較早的是後浪視頻做的一個48秒的報道，其實還是采訪了李先生和地鐵公司，但是沒有展示地鐵工作人員要幫他買票這個細節，這樣等于忽略了地鐵工作人員盡力爲其解決問題的態度和努力，這樣其實是誤導了一些人的。

之後有的媒體做評論的時候，恐怕就是只看了這批報道，于是就評論說地鐵工作人員要求他自證是殘疾人，但實際上人家沒有這個意思，人家也相信他是殘疾人，只是他沒有帶證件，所以願意出錢幫他買票。

當然了，評論的問題其實源頭還是在報道，只能說這個報道不全面，也沒有想要解決規則問題，就你這麽報道，普通人都會覺得這是工作人員不知變通，結果把評論大V也給帶溝裏。

要說李先生不是專業的，後浪視頻的理由是什麽？我很好奇。這裏我對後浪視頻這篇報道表示譴責。

第三個就是規則制度層面，這裏其實有一個博弈問題，當然我並不確定地鐵公司是這麽想的，這裏只是說一種思路。

在我看來，要求查驗證件表面上看是不信任乘客，但實質是不信任地鐵工作人員，就是擔心地鐵工作人員會隨意放人進去，于是規定了他們必須查驗證件，本質上是保障一種地鐵運營秩序，也是對公共投入的最優化。

而在極端情況下，就是一個明顯是殘疾的乘客，沒有帶殘疾證，實際上從這個視頻展現的操作是工作人員可以墊付票款來解決。

那麽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博弈，就是如果取消查驗殘疾證的規則，會有多少人冒充殘疾人實現逃票，這個損失是多少？對秩序的影響如何？

那麽查驗證件，遇到上述極端情況的可能是多少？如果說爲了解決上述極端情況，對規則做改變的成本是多少？

比如說我需要給每天幾個名額可以不用查證，那這個人力管理成本是多少？或者我們設置人臉識別系統，這個成本是多少？

要知道我不是要改這一個地鐵站，是所有地鐵站都要改，我也不是就面對這一個人，是我所有的工作人員面對所有乘客，注意不是僅有殘疾乘客，是所有乘客我都要去考慮的一個應對，我並不知道殘疾人乘客哪天從哪個站的哪個入口進來，所以這種制度應對是全天候全員的。

所以你會發現從這個角度看地鐵公司說是現場應對問題，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當然我並不確定他們就是這麽想的，但是假設從成本核算角度，去修改規則的成本要遠高于靈活應對一個既不帶殘疾證，又不願意你替他買票還要乘坐地鐵的乘客，這個情況對于地鐵日常運送的旅客數量來說是一個超級極端的罕見，于是這個問題顯然是要改進現場應對而不是去修改規則。

這個事情倒過來說，如果這個極端情況明明可以靠工作人員的周到服務解決，你非要去修改規則和制度，你覺得這個合理嗎？

再次強調我並不是說地鐵公司一定是這麽想的，只是說有一種思路。

那可能有人要問了，難道地鐵規則就不應該改麽？

這你看怎麽考慮了，比如說剛才的這個計算裏其實沒考慮一個因素，就是殘疾人的尊嚴，我們每一次對殘疾人的區別對待，其實對于他們來說都是一次尊嚴的剝奪，都在強調他們跟普通人的不同，強調他們需要更多關注更多的愛心，如果我們對待肢體殘疾的人像對待左撇子，對待盲人像對待有近視眼的人，對待聾啞人像對待說不同語言的人，對他們來說才是最理想的。

那問題就是我們爲了實現這個值不值，有沒有這個必要？

那這個問題就見仁見智了，因爲這個成本不光是地鐵公司來付，可能需要全體納稅人來付的，不知道李先生做視頻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諸位媒體同行又有沒有考慮過呢？

實際上李先生在視頻裏也提到，有的殘疾人可能壯了很久的膽，但是因爲遭遇到查驗證件的問題，可能就再也不出門了，那這種情況又怎麽看呢？

其實社會治理上很多問題都是這樣，你看上去是一個人一次行爲的事情，但背後可能是一整個運轉系統的問題，並不是某個人壞、眼瞎導致的，但往往對個體的道德批判總是最容易的，希望大家不要太貪圖這個容易。

以上就是我對無臂男子進地鐵事件的一個分享，個人淺見難免疏漏，也歡迎有不同意見的小夥兒伴在評論區和彈幕裏給我留言。

您可以關注我的賬號“老梁不郁悶”，我會繼續分享更多關于新聞和法律的觀點，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