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蔣奇明來說，好壞參半的人最有诠釋空間，“這人物得有意思，不是好人好到底那種”。

作者/ 許峥

圖/《我的阿勒泰》

人們好像對蔣奇明的出現毫無預料，但他總是能野蠻，卻也自然地闖入故事。

2023年，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和劇集《漫長的季節》播映，蔣奇明出圈了——“那日蘇”和“傅衛軍”一下子躥紅。

“很多人突然認識我了”，他瞬間感受到了波瀾，但轉過頭，仍然過著從一個劇組趕往下一個劇組的普通生活。這一次與觀衆再度逢面，他帶來的作品是《我的阿勒泰》。

不同于馬伊琍、周依然、于適、闫佩倫飾演的那種長期生活在當地的角色，他飾演的是個突兀的外來者，“我跟‘高曉亮’的狀態挺像，剛從城裏來到草原，這麽純粹的村子，對牧民家庭的認知很模糊”。

8集的小短劇，“高曉亮”的戲份並不多，但他仍然覺得，要把握好這樣的角色“挺難”——他最關心的是角色的“合理”。

“是什麽導致他這樣，我希望觀衆能看到最深沉的、最底下的原因。難就難在，如此有限的戲裏邊，我得讓它合理。”

演一個壞人，和他的背面

“可能他有什麽難言之隱。”蔣奇明不想絕對地打倒一個“壞”角色，他要找到诠釋空間。

“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絕對的好人或壞人，包括文學作品（裏的人）和社會上真實存在的人。比如他違背了規則，你可能只看到這百分之十，但是它的背面是什麽呢？”

2023年，他在家裏模仿一個因偷電瓶車而登上了法制欄目的竊賊。“雖然他幹了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我也不了解他的家庭是什麽樣的，可是他說出的那些話特別可信。”蔣奇明能意會這個竊賊的生活邏輯，“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靠偷東西來討口飯吃，（他覺得）被抓住比回家好多了。”

“我不覺得他在戲谑采訪的記者，可能有一點嘲諷的元素吧，但我相信他是發自內心的，他真的認爲這是自己渴望的結果。”演一個壞的人，他就得理解這“壞”的來曆，並且信任它。

對蔣奇明來說，好壞參半的人最有诠釋空間，“這人物得有意思，不是‘好人好到底’那種”。

他很少接觸那種特有錢、開跑車、動不動花掉幾百萬元的角色，“有時候，苦難才能引發共鳴。我說這話容易得罪人，可是生活本身就難”。他知道這類人很少當主角，但起碼有生活氣息。演一個具有複雜性的人物往往讓他越演越興奮，“這種時候，抓手就很多，因爲人物的底色是複雜的”。

他想琢磨“壞是從哪兒來的”，比如《我的阿勒泰》裏的高曉亮，“他是真的關心張鳳俠，只是還有另一個占主導的動機，促使他最後選擇了使壞”。

至于觀衆的解讀，蔣奇明就放手了，“各種各樣的解讀都好，有出入也很正常，演員很難去想、去把控這些問題”。他只關心自己是否演了一個可能的、合理地存在于某個生活環境裏的人物。

但他不認可“小人物”這個說法。“再怎麽著，也是一個人呢，爲什麽要說他是小人物？只是所屬的階層、生活的處境不一樣而已。比如昊哥（陳明昊）在《漫長的季節》裏邊飾演的警察，老了之後，把所有社會屬性都撇掉，他就是個人嘛。”演員把人一分爲二地歸類，總不太對。

他至今還記得“竊·格瓦拉”的台詞，采訪時話趕話地，順嘴就來了幾句，一種拖長尾音的普通話，隔著音頻惟妙惟肖地傳過來。

“挺逗，那段采訪挺真實的，我也相信他的確是這麽想的。”時隔一年，蔣奇明還記得這情景。

“批評太正常了，該被批評”

最初，蔣奇明對表演根本沒想這麽多，“稀裏糊塗的”。

高三的時候，他在電視上看到一些電影學院畢業的學生上節目，“這才知道有表演學院，有什麽中戲、北影，然後我就跟我爸說，我想去”。他當時愛看《教父》和《無間道》，覺得帥。

他形容自己學表演是一個“很寸”的選擇，“也沒有想得那麽明白，小時候嘛，就看以前的大片兒，男演員在戲裏邊抽煙，哎，怎麽這麽有魅力”。他只是很單純地被吸引，“想太多我可能就不去了”。

“我爸媽是幹戲曲的，在當地收入相對比較低，他們會覺得這個行當很苦。”剛出來演戲那個階段，他到處面試、被挑選，“也沒別的方法能讓導演看見我了，我就在他面前晃，左晃右晃”。

那會兒排畢業大戲，他一度很緊張，想競爭一個角色，“有點太想要了”。他笑自己不知怎麽地“被蒙蔽了雙眼”，排練的時候沒把角色創作好，用力過度，“太急于表現了，結果被班主任刷了下來，沒選上，也不好意思問老師爲啥演得不好”。他當時腦子裏只有一個情緒，“太丟人了”。

照往常的性格，他不是個特別愛出頭的學生。“看到啥就學啥”，內向、話很密，這是蔣奇明從《宇宙探索編輯部》裏“那日蘇”身上找到的一些特質，“非要選（和我相似的角色）的話，（有）大部分瞬間，我挺像他的”。

後來他在劇場工作，團隊忙起來通常是一個星期連軸轉，尤其到了周末，上午場、下午場、晚上場都跟著，有時他爸媽過來看，“他們也批評（我），真的，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一百句批評裏有一句能“正中下懷”也是好事兒，“不一定哪句話就擊中我了，可能都未必是在說表演的事呢，就把我改變了”。

他不會拒絕包括爸媽在內的所有質疑。“而且我還在這歲數，我憑什麽說我一定是對的？”

直到現在，蔣奇明接戲還會緊張，“害怕掉入模式裏，畢竟你的面相就在這兒”。他總結自己長得像動物，“怪怪的、長長的”，觀衆一看，可能他演個非舒適區的角色，過去那些方法就不管用了。

2020年，他發布了一條微博，“不知是否有北京公司願意接納入世以來只幹過演員工作的‘社會人’……腦子還算活泛，髒活、苦活、累活一概不懼”。

爲不知道什麽時候能演上的戲而體驗生活，蔣奇明緊繃著一股繩，“活幾十年了，動線很容易固定的。我覺得就得多准備、下功夫”。

閑下來的時候，他就老愛看吃播，“不是狂吃的那種，是有點農家樂形式的”。一來是解饞，二來是覺得挺接地氣，觀察東北大哥們怎麽接觸社交媒體、適應鏡頭、搗鼓農家菜，“挺好玩”。

“你不能（只）做一個動作，就是蔣奇明。”演誰像誰，他覺得這才是演員該幹的事兒。

好的表演，介于素人和專業之間

“‘素人感’，”蔣奇明提煉出了一個詞，“它很有必要。但從表演上說，我不可能再變回素人了。”

在《宇宙探索編輯部》的片場，他看到大量非專業演員，很羨慕，“當地的叔叔阿姨，直接就跟環境長在一起了”。在這種“僞紀錄片”形式的電影裏，“板上釘釘的事兒，就砸在那兒了，怎麽演？”。

他想起一個叫“巴裏·基奧恩”的愛爾蘭年輕演員，在前年奧斯卡熱門電影《伊尼舍林的報喪女妖》裏，“演得很真，我真的信這個人是存在的”。這就好像伊尼舍林島上從來就有這麽一個人物，生活就是這個戲本身。

又譬如《宇宙探索編輯部》鏡頭裏的村民，“素人在片場的動作都是下意識的，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麽”，但是只要幹了，都對。

蔣奇明在心裏判斷，這要是放到舞台上，絕對是好的表演。

“我看很多演員能在一兩個戲裏邊直接講家鄉的方言，這特好。”他很想在語言上有一個“比較著地”的機會，“拿廣西來說，菜市場上賣菜的、開五金店的（人），年紀稍微比較大，說話都有點‘夾壯’的口音”。蔣奇明覺得這挺對味兒，就把它搬到了話劇《雜拌、折羅或沙拉》裏，“發揚光大”。

他很熟悉從縣級市、地級市上來城裏做生意的人怎麽講話，“網上有時會有某個街道辦主任接受地方台采訪的視頻，我就模仿，找到那個發音”。演“高曉亮”時，他整個人都換了精氣神。

“我在‘兩廣’生活，經常感受到打工仔的氣息，他們身上那個狀態就是不太提得起氣兒來，不像搞文藝的朋友說‘你不能駝背，你得有氣質’，不是。（他們）能藏的時候就趕緊藏起來，動作很散。”蔣奇明在戲裏延續了這些習慣，“除非碰到什麽事讓他們特別開心，才有點昂首挺胸的樣子。”

外界給他的反饋常常是正向的，但他補了一句：“我不確定演得准不准確。”

“素人演員厲害是因爲他們在戲裏做自己。”回想起《我的阿勒泰》，他覺得“不可能演了百分之百，表演作爲一個流逝的東西，沒法像儀器那麽精准”，包括在話劇舞台上，“都是邊聊邊排”。

他曾經思考過什麽是演員的瓶頸期：“一個是你覺得自己一定對，一個是你沒‘生活’了。”

《漫長的季節》播出之後，“傅衛軍”一下子走紅，但蔣奇明倒是該做什麽仍舊做什麽，“我也出去散步、喝酒，幹點自己的事兒，被認出來就跟人打個招呼，大部分朋友還是有邊界感的”。

對于流量和輿論，他選擇接受，“嘴長在別人身上，還能怎麽著呢？非常誠實地說，某個瞬間我內心是很高興的”。名氣能帶來選擇權上的好處，蔣奇明心裏清楚，“但難是難在高興後邊兒”。

“把自己當普通人那麽活吧。”爲了做演員，他也不想弄丟這個身份。

運營：鹿子芮；排版：陳倚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總659期《只有阿勒泰知道》

原標題：《演員蔣奇明：對我來說，素人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