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關注新聞和法律的老梁。

這個報道最開始是南方周末發出來的，是在2011年有一個村醫在杭州給賣淫女看病，後來那個賣淫場所被查處的時候把他也抓了，最後定的是協助組織賣淫罪，判了一年六個月，罰金五千元，他沒有上訴，這個判決就已經生效了。

結果最近有一位南京刑辯律師付先生發微博，認爲這是一起錯案，這件事就在法律圈討論起來了，有很多律師、法學界的老師下場參與討論。

我去查了一下這位付律師的微博，目前看不到這條內容，不知道是隱藏了還是刪了，給他留言希望能看一下完整判決書，暫時還沒有得到回複。

然後南方周末就采訪了一些法律專家，都覺得這個案子判得有問題。

同時南周記者也才采訪了這位村醫，現在他是回到了安徽老家，說也不想提這個事情了，唯一擔心的是怕影響孩子。

但是網友的觀點有的不太一樣，因爲這個村醫的資質實際上只能在原籍執業，他跨省執業屬于黑診所，同時他不是偶爾去了一次，是持續了兩三年，那很多網友就認爲這屬于減少了失足婦女逃離可能，反正黑診所也不是什麽好人，所以不冤。

這個事情我看最近也有一些律師朋友發聲討論，我覺得這件事要分成兩個層面來看，一個法律圈內部的討論，一個是社會公共輿論的討論。

就法律圈內部討論來說，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這個事情涉及一個對所謂協助組織賣淫的認定標准，就是有一些可以比較清晰判斷的協助組織，說你充當打手限制婦女人身自由，那你肯定是協助，但是有一些是提供社會一般服務的，這個怎麽判斷？因爲有的犯罪組織分工明確，有的人就是司機，有的人就是負責做飯，那這些人怎麽判斷他們在犯罪團夥中的角色？

那麽一般來說判斷幾個要素，主觀看他是否明知，客觀看他實施的行爲是否對組織賣淫有實際幫助，注意這裏一定是對組織這個行爲的幫助，是協助組織不是協助賣淫。賣淫本身不是犯罪，屬于行政違法事項，協助賣淫只有一部分是犯罪。

有些律師說那是不是賣給他們避孕套、出租車送妓女去酒店都是協助，但這個表述好像就沒弄清楚是協助組織還是協助賣淫，甚至我覺得法律圈的某些人在故意混淆這兩件事。

比如有的人說外賣小哥給妓女送餐，首先這外賣小哥是否明知對方是賣淫，其次訂外賣屬于一般消費，關鍵是對組織沒有直接幫助，最多也就是你協助賣淫了，但是協助賣淫的行爲裏只有引誘介紹組織容留這種是有罪的，說你給妓女送飯了，這個通常不認爲是協助組織，但是你借送飯幫你老板詢價，這個有可能是介紹。

但是以前有一些案件其實現在看是有爭議的，這個案子是醫生，以前還有一個門童被判刑的案子，那個人說是在水療城做服務員，每月兩千塊工資，幹了兩年被判了有期徒刑五年。

注意這兩個案子都是在2011年的，而這個罪名是刑法修正案（八）做了明確的，之前只是說協助組織他人賣淫的要處刑，修正案增加了“爲組織賣淫的人招募、運送人員或者有其他協助組織他人賣淫行爲的”，但是具體什麽是其他協助組織他人賣淫沒有詳細解釋，我覺得不排除在那個時期有的案子認定不夠准確。

現在很多人都會提到的一個司法解釋，就是兩高2017年出的，具有營業執照的會所、洗浴中心等經營場所擔任保潔員、收銀員、保安員等，從事一般服務性、勞務性工作，僅領取正常薪酬，且無前款所列協助組織賣淫行爲的，不認定爲協助組織賣淫罪。

那前邊說的那個門童的案子，可能也會有爭議，因爲人們印象裏通常認爲這是一般服務型工作、正常領取薪酬，我想也是因爲司法實踐裏存在一些爭議，所以兩高才會出司法解釋。

但是它是不是個錯案，可能就值得探討，因爲你這個司法解釋是2017年出來的，之前沒有明確說這種情況不是協助組織賣淫，那之前的判決一律算錯麽？這實際上涉及一個司法解釋能否溯及既往的問題。

有人說從舊兼從輕，那是在法律有變化的時候，在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從舊兼從輕，不是說法律有變化，所有的舊案就是錯案了。

那就要回到當時的法律環境看，這個案子判得有沒有錯。比如說以前有流氓罪直接判死刑的，現在肯定不行，但是當時法律確實是那麽規定的，那這就不是錯案。這個是值得探討的，現在很多出來說這個案子判的不對的，是拿現在的法律和司法解釋在說事兒，這個其實有點穿越的意思。

當然我個人是覺得，回到那個時候看，如果只是從事一般性勞務工作，應該不追究刑事責任，因爲即便是不考慮這個司法解釋，我們認同其勞動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協助了賣淫，但要論證協助組織也是有門檻的，而且即便有這個協助也是非常輕微的，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不應該追究刑事責任，所以在那個時候有些案子可能也存在濫用刑罰的嫌疑。

熟悉的朋友應該知道，這時候我要說但是了。

但是這個案子放到社會輿論場討論，我認爲南方周末和之後的媒體都是不太負責的，因爲這件事從一個學理爭議變成了一個具體的人是否有罪的問題，那這個討論的基礎也就是事實沒有搞清楚。

目前看各路媒體的信息來源大概兩個，一個是前邊提到的付律師曬出的部分判決書，這部分判決書似乎是紙質版翻拍的，我查了裁判文書網和法寶網都沒有找到，有可能因爲這個案子是2012年判的，而裁判文書網是2013年上線的，所以並沒有電子版。倒是有關于這個案子其他人後來二審裁定的一些文書，有的媒體說看裁判文書網確認，可能是指這種情況。

這裏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問題，沒有對這位村醫具體行爲的描述，他所謂看病具體是幹了什麽？

現在各媒體轉述的都是判決書的部分內容，說村醫明知被告人控制女性賣淫及“賣淫女”出去看病不便于老板控制等情況，仍然聽從組織賣淫者的吩咐和安排，多次無證上門爲這些“賣淫女”看病、打針，爲組織賣淫活動起到輔助的作用。

注意這裏的表述是概括性的，如果看過刑事判決的應該知道，一般來說要概括出這些行爲是要有具體的證據來論證具體行爲的，比如說他某年某月某日去看病，看了幾個人，都是什麽病，給了什麽治療手段，收了多少錢等等。

現在看，媒體引述判決書內容，說司法機關做出認定是根據被告人、證人的供述和辨認，以及村醫本人對上述事實的“供認不諱”，那麽上述事實是什麽？這個供述和辨認是什麽？誰看見了？

至于另一個信源就是本案刑事被告人的自述，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案子就沒有其他信源了，實際上我們對這個案子的事實層面了解非常有限。

類似情況其實翻車過很多次了，去年有一個女的發視頻，說自己在高鐵上被打還手，被認定是互毆，當時也是輿論群情激憤，很多法律專家還出來分析，說這個互毆怎麽怎麽不合理，結果後續公安機關公布視頻，她是在對方已經被阻攔的情況下，連打對方兩次，結果分析的法律專家全都不吱聲了。

還有一個修橋獲刑案，也是群情激憤說修橋是善舉，怎麽還能判刑呢？也有法學界的老師出來說這個尋釁滋事罪怎麽怎麽不對，後來發現確實修橋獲刑這四個字都是真的，就是沒說修橋同時還封堵破壞河道，還收錢，結果法學界的老師們全都傻眼了。

當時那個事兒就是一查到完整判決，我就發現不太對勁了，結果後續調查確認了毀河道的信息，等于是徹底反轉。

那今天這個村醫案，我們沒有看到完整判決，有些人就敢開始分析說是錯案，這個也夠有勇氣的。

那可能有的朋友會說了，這事兒就算不看判決書，他一個醫生怎麽能協助組織呢？這問題非常簡單，他是這個崗位，他不一定只幹自己崗位分內的事情。

像前邊提到的那個門童，他如果純幹門童，按照現在司法解釋確實不應該認定，但是他給客人拉門的時候，客人問有沒有新來的小妹妹啊，門童說有啊，我給您介紹一下……這不就是介紹賣淫麽？

咱們有一說一，誰家門童就純粹拉門，別的啥都不幹。

那這個醫生，他自述第一次去是別人來找他上，那人家爲啥只找他呢？還是找過很多醫生？他之後去是主動去的，還是每次都有人來找，還是雙方約定了多久去一次？

大家要弄清楚，他可不是就去了一兩次，他去了兩三年，他的客觀行爲和主觀狀態都可能發生了變化，他第一次去可能是一個狀態，等他第三年去的時候還能是一個狀態麽？

現在他自己都承認是明知了，那麽我們對客觀行爲就要問幾個問題了：

他去看病都看什麽病，這些病的形成跟賣淫行爲有沒有關系？

他提供的治療用品裏，有沒有直接用于賣淫活動的？

很多人關心的，這些婦女是否被限制人身自由，他有沒有目擊？

他的收費相對于平時有沒有多，那多出來的這部分是不是封口費？

注意上述這些跟他有看病行爲完全不矛盾，他可能確實是看病的，但是他也可能有其他行爲。正如修橋獲刑四個字跟實際的真相也不矛盾一樣。

現在我們建立在他肯定沒有說謊的情況下，我們最多認爲這個事情事實層面不太清楚，這個事情是沒法判斷的，而去質疑司法機關又缺乏他本人的申訴表述，所以這就是媒體拿一件不清楚事實的事情來質疑司法機關判決，我認爲這是不太負責任的，其實有點類似之前的湯蘭蘭案了。

這件事如果媒體要報道，我覺得最起碼的底線，是找到完整判決書，然後應該找到其他當事人，比如說這個組織賣淫的老板、跟他交接的工作人員，甚至還包括他看過病的婦女。

咱們都不說法律意義上的，就說最基本的報道層面，如果這個失足婦女說馮大夫可是好人，他挺冤枉的，這是一種情況；如果說這個馮醫生跟老板是一夥兒的，要不是他來送藥說不定我們就跑出來了，這恐怕是另一種觀感了，那請問采訪了麽？哪怕你采訪到一個同案犯，也算是有另一個信源了，也不能光看他說再加一個不完整的判決書啊。

那可能有人要說，這采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可能采訪不到啊？

采訪不到，可以不報，可以不發稿，南方周末什麽時候發稿標准這麽低了，兩個不相關信源確定一個基本事實，比如現在他說看病是老板來找他，這個說法除了他本人陳述，有第二個信源麽？沒有爲什麽要采信？有的話爲什麽報道裏不寫？

我們以前有些稿子，不是說沒有證據，就是因爲證據不紮實，我們這稿子就是不發的啊，這是對讀者負責。

如果媒體不對讀者負責，那就等于給讀者挖坑，這些讀者裏再有幾個律師或者法學界的老師，那可能就跟修橋獲刑案一樣掉坑裏了。

當然還有個辦法，就是讓他去申訴，然後報道他申訴的內容和法院的回複，這個內容是確定的，但是媒體不能代替法院判斷，因爲媒體不能實現法院可以進行的調查，那麽在沒有全面調查的情況下，讓法律專家來評論，我認爲這完全是給法律專家挖坑。

所以目前這個報道我個人持保留態度，我認爲這個事情本來法學界內部做學術層面的討論是沒問題的，但是媒體拉到社會輿論裏討論，又不做深入細致地調查，我個人並不是很認同。另外有些法律界的老師，可能也有點越位了，但根源還是這個報道本身有問題。

當然了，社會輿論討論往往會陷入一種道德批評，就是所謂區分好人壞人的遊戲，那你說這人跨省行醫明顯違法，就是所謂的黑診所，那能算還好人麽？但這個可能跟我們所說的罪名問題還不是一回事，這也是爲什麽我不太建議在社會輿論討論這個問題，因爲很容易偏離問題出發點。

當然現在既然這件事討論開始了，我倒是也希望司法機關能做一個明確的回應，包括我個人也對完整判決書的展示和認定過程有一個期待，同時我也不太贊同有些人用非法行醫的問題來替刑事判決解釋，我覺得他是不是非法行醫只是個行政執法層面的問題，目前看不出能達到非法行醫罪的證據，即便有證據，這也是另一個罪名，並不能說明這個罪名認定就一定是准確的。

所以還是希望涉事的兩級法院可以考慮回應社會關切。

以上就是我對村醫被定協助組織賣淫罪的一個分享，個人淺見難免疏漏，也歡迎有不同意見的小夥兒伴在評論區和彈幕裏給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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