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觀近鑒宋朝人•85•吳元載：施政嚴苛，遭人報複，被朝廷貶職
宋朝文官服飾
吳元載（948-1000），字鹹熙，吳廷祚次子。《宋史·吳廷祚傳》後有附傳。1928年，《吳元載墓志銘》在洛陽出土，所記元載事迹對《宋史》有所補足。
《銘》記，宋朝建立的第一年即宋太祖建隆初年（960），吳廷祚任國家最高軍政機構“樞密院”長官“樞密使”，成爲國家最高執政大臣，13歲的元載因父親的“恩蔭”，被授予從九品下的“將仕郎”官職，實任掌管引納臣民朝見太子、殿廷通奏等事的“右春坊太子通事舍人”，不到一年，即賜予他五品以上官員才可以穿的紅色官服、佩戴的“銀魚袋”。
三年，吳廷祚出任秦州（治今甘肅天水市秦州區）知州，爲照顧父親，元載請求陪父親赴任，獲任秦州州衙親兵首領“衙內都指揮使”。
乾德二年（964），吳廷祚轉任永興軍（治京兆府，今陝西西安）節度使，元載隨之改任永興軍衙內都指揮使。
開寶四年（971），吳廷祚去世，臨終前上表朝廷，請求授予元載“東頭供奉官”官職，朝廷批准。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元載升官職爲“閤門祇候”，不到一年，借用“西上閤門使”官職，任祝賀元旦的“正旦國信使”，出使遼國。
五年，元載離京，出任管理揚（治今江蘇揚州）、楚（治今江蘇淮安）等八州、四軍治安的“都巡檢使”。
九年，升官職爲“西上閤門副使”，不到一年，實任陝府（治今陝西延安）知府。
雍熙三年（986），改任秦州知州兼“管界沿邊都巡檢使”。
端拱元年（988），升官職爲“西上閤門使”、“檢校司空”。
淳化二年（991），升官職爲“使持節、富州（治今廣西昭平）諸軍事、富州刺史”。當年轉任成都府（治今四川成都）知府兼“管內橋道事”。
成都府地廣事多，公文滿箱，元載親自一一閱讀，從晨至暮，全無倦色，並周全處理，對錯明白，一時監獄一空，居民安堵，但等到離任，叛亂猖狂，聚衆繁多，圖謀割據，殺氣橫塞山間，遺骸布滿溝壑，元載卻保全骨肉，安然得歸。
然而，誰料有人毀謗元載貪汙，懷疑其行囊有贓物，雖然自蜀抵京，盤纏很少，元載也知道自己被人告發，卻因得了風濕病，腳膝酸痛，且朝廷不許尋醫診治，命令急速返京，無暇辯白，最終被治了罪。
五年，朝廷將元載貶爲從八品的郢州（治今湖北武昌）團練副使。元載自歎時命，終無怨言。
至道二年（996），朝廷下令免去任命中“降職”的說法，改任爲單州（治今山東單縣單城鎮）團練副使。
三年，元載升官職爲“左衛將軍”，退休。
宋太宗趙光義
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十一月初三，元載在東京“景甯坊”私宅去世，享年五十三歲。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歸葬西京洛陽縣平樂鄉張陽村之吳廷祚墓地。
《銘》爲私書，對元載多贊譽之辭，對其爲何離任成都、遭人“毀謗”等都語焉不詳。《宋史》附傳則沒有隱晦，對其性格、功過有“直書”之意。
附傳記，元載任職秦州時，秦州長道縣（治今甘肅西和縣長道鎮）有一個叫李益的“酒務官”，即管理全縣釀酒、賣酒事務的官員，欺官害民，被秦州主管刑獄事務的“推官”馮伉告發。
宋太宗下诏捉拿李益，李益逃跑後被抓獲、斬首，家財被抄沒，李益的兒子李仕衡時任主管光祿寺衙內事務的“光祿寺丞”，亦被朝廷下诏開除公職，終身不予錄用。
淳化二年，元載出任成都知府，元載上任後，發現當地風俗奢侈，居民喜歡遊蕩，有了錢全花在喝酒吃肉、招歌女唱歌跳舞上，家無積蓄，當即下令禁止，對官員百姓的細小罪過亦不寬容，引起人們很多的抱怨責備。
當年，成都府轄內發生以任誘爲首的民變，亂軍攻打昌州（今重慶榮昌）、合州（今重慶合川），次年，榮州（今四川榮縣）、戎州（今四川宜賓）、資州（今四川資中）、富順相繼爆發亂事。
四年，著名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在永康軍青城縣（治今四川都江堰市南）爆發。
元載不能捕滅義軍，宋太宗下诏命元載回朝，元載剛離開，成都即失守。
而當元載取道陝西回京經過華州（治今陝西渭南市華州區），當初被“開除公職，永不敘用”的李仕衡卻已在此擔任了有很大權力的“通判”，李仕衡對元載當初“因事殺其父”一直懷恨在心，等到元載經過華州，立即派人檢查元載的行裝，對元載的行李物品征收“關市之稅”，即把元載的隨行物品當做了貿易貨物。
元載拒絕，李仕衡當即上奏宋太宗，揭發元載私運商貨，偷逃稅款，且不接受查處。元載因此被降職爲郢州團練副使。
如前所述，《墓志銘》作爲“私文”，對元載多有虛譽，《宋史》則沒有一字對他的評價。
觀鑒《宋史》附傳和《墓志銘》所記元載行迹，我覺得元載還是有一定能力，否則，也不會在13歲出任太子府職務不足一年就得到提拔獎賞，更不會在31歲時作爲國家的使者出使遼國；但元載的性格、施政風格或許嚴苛，所以雖然在秦州斬殺李益是奉皇帝的诏命，李益之子李仕衡卻對他本人一直懷恨，在成都則不寬容官民“細罪”，引發怨恨，甚至對轄地的民變産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更因不得人心，難以“捕滅”義軍，不得不在國家急于用人之際，狼狽離開職任。
當官的人，做人做事、一言一行，都不僅關乎自己一身的毀譽榮辱，往大裏說，更關乎國家興衰、百姓福禍，確實不能不嚴謹慎重啊！
宋代成都“十二月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