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打算就甘肅嘉峪關離職選調生一事發表點什麽，因爲彼時的認識還是“這不就是一初出茅廬年輕人的抱怨嗎”——剛出象牙塔，沒有經曆過什麽艱難困苦，也沒有遭遇過社會的毒打，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反應。

這樣的認識，也正契合那些隨聲附和的聲音，“芸芸衆生，能有幾人有肩負使命的肩膀？”。是以，對于年輕人，應當寬容；對于畢業生，應當尊重個人選擇。

直到最近刷到關于在任上不幸逝世的浙江援川幹部王峻的事迹，于是“驚坐起”。先是認真“拜讀”離職選調生顧某的那篇熱文《山花尋海樹，不如就春風》，又深入學習了逝世的援川幹部的事迹。

對于前者，讀來就四個字的感受：“小家子氣”。

作爲文學專業出身的“高材生”，顧某文筆雖然在一衆讀者看來“不錯”，而且表達精准，也足夠“坦誠”，但字裏行間多的是“矯揉造作”、“無病呻吟”，始終充斥著小布爾喬亞的“高貴”氣質，一副“天下人都對不起我 ”的滿腹牢騷。

當查詢後得知分配到“嘉峪關市市直單位”後，她“感覺自己瞎了”。之後，她和朋友“大罵一些美麗的中國話，花香鳥語，香氣撲鼻，優美動聽”，並自誇“我們倆不愧是文學方向大拿”。

“還是妥協了”以後，她將嘉峪關形容成“落後的戈壁灘小縣城”，然後“覺得自己像黑奴，一車車拉著黑奴去往不同的地方”，然後“覺得自己像妓女，只不過是出賣自由和靈魂”。

如此種種，再加上“名校”武漢大學研究生身份、“高超”的文學造詣，以及大衆對落後地區的俯視、對體制內職業的鄙視等因素，從而引發熱議和一衆官媒親自下場“以正視聽”。

對于後者，感受是兩個字：“偉大”。

浙江日報在《獨山松的理想——追記浙江省駐川工作組組長王峻》一文中，這樣問道：“一個人的生命質量，能達到怎樣的高度？”

新婚僅一年，他離開甯波，奔赴山區麗水。這一待就是18年，爲雲和、缙雲、松陽等地發展積極奔走；紮根松陽時，他用一年時間，走遍400多個村莊，開啓文化引領的鄉村複興之路，爲全國鄉村振興創造浙江經驗；到省直機關工作不久，他又遠赴四川，帶領154名幹部和1000多名專技人才，投身浙川東西部協作……

爲了這份壯麗的事業，他交出了全部的自己——2024年3月25日，王峻因病不幸逝世，年僅52歲。生命驟逝，斯人已遠。

但是，跟王峻熟識與不熟識的人們心裏，他堅守的事業還在。一如他的網名，“獨山松”，傲然挺立。

以上，高下立判。

無意于說教，尤其以前者的價值觀去論，一個是未定級便離職的“落後地區”選調生，一個是正廳級的“發達地區”幹部，天差地別的地位，怎麽比？

但公道需要評述，是非需要分明。作爲觀者，我們既不應吝啬對高尚的贊美，也不應當遏制對自私的鄙夷。當人人冷漠自私，其結果只能是人人自危。

而將兩者放一起比較，也是在說明，人家發達地區那麽大的領導尚能義無反顧紮根偏遠山區，而你矯情個什麽勁兒？嘉峪關再怎麽說也是生你養你的本省之內，而且是地級市。

實在想不通，顧某在面試答題時候是如何做到光正偉岸、“爲人民服務”張嘴就來，而一到嘉峪關就後悔並文思泉湧，小作文信手拈來的？這樣的反差不得不讓我們要好好審視現有教育體系，這樣的教育體系正在批量生産粗糙的或精致的利己主義。

從文章所述已見端倪，顧某的導師說“你家是省會的，又在武漢接受高等教育，你怎麽甘心去那邊偏遠落後地區”，堅決“不允許我的學生當野婦”。話裏話外，嘉峪關不僅地方低層次，而且去了就是“野婦”。

上梁不正下梁歪，文史類曆來“眼界高”，根子出在這。而某種意義上，顧某導師“私下”說的見不得光的“貼心話”被“泄露”，可以稱得上是被背刺了。

其實，顧某看不上嘉峪關也好，覺得和她個人的職業規劃、前景不一致也罷，那都是她個人的選擇。但是，選調生的分配是看成績的。顧某之所以被“流放”到嘉峪關，還不是因爲自己申論分數不高，去不了省直和蘭州嗎？

既然覺得自己沒有發揮好，完全可以在被分配到嘉峪關的時候，在體檢的時候、在政審的時候等等，都可以選擇放棄，再考別的省份嘛。包括最後妥協的壓力，也都來自于家庭。

何至于去了以後，將所有委屈的一股腦全部歸咎于這座城市限制了個人的發展？何至于自己沒有實力考上發達城市，反倒對“收留”她的嘉峪關惡語相向？真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

再者說了，“服從組織安排”是當地選調生的選調條件之一。不知道顧某是不是黨員，如果是，記不記得入黨誓詞？平常再怎麽躺平再怎麽造作都沒事，既然選擇了，一旦需要你沖鋒陷陣，你就責無旁貸。

此外，選調生招考流程挺多的，這樣去了又離職不僅導致用人單位一時招不到人，又搶占了那些想去人的名額——她嫌棄的嘉峪關，恰恰是多少人回不去的港灣。不想去偏遠地區，完全可以直接考省直單位或發達地區公務員，或者看不起公務員等職業更可以不考。

而今去了又走，並在網絡上大放厥詞。正是這種的人存在破壞了招考的規則，汙染了考公的生態，給後來者下了“鐵蒺藜”。從前，那些偏遠地區招考並無最低服務年限要求，是以外地過去的有時候還能講點人情味兒，幹個幾年時間如再考上其他地區通常都能放行，但其後由于這樣的投機分子越來越多而收緊閘口。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用在這裏，恰如其分。但是還有句話，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蟲。我們不去苛求人人都做到如王峻那樣的高尚，但也不能如顧某自私得那樣理直氣壯和振振有詞。

文化再高，高不過善良；才華再好，好不過品德。顧某在文章中還提到“文人風骨”，說“孔乙已脫不下來長衫，我也脫不下來”，但文人的風骨從來不是孔乙己的長衫，是先天下之憂而憂，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真正地爲人民服務，是黃文秀，是張桂梅，是王峻……

這個世界破破爛爛，但總有縫縫補補。抗戰14年，傷亡軍民超3500萬。抗美援朝近三年，犧牲197653人。脫貧攻堅八年間，奮戰在沒有硝煙戰場的駐村幹部、第一書記和數百萬名基層工作者累計300多萬名，犧牲1800多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三年間，據不完全統計，犧牲的醫務工作者136人……

魯迅先生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在世風日下的今天，縱然集體主義式微，縱然利己主義盛行，縱然如顧某及其導師一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但也正是有如黃文秀、張桂梅、王峻一樣高尚的人，義無反顧埋頭苦幹、拚命硬幹、爲民請命、舍身求法……成爲中國的脊梁，撐起了我們的民族複興，乃至給了小布爾喬亞以生存的條件（雖然有時反遭侮辱）。

“我們在巴勒斯坦長不大”，六一兒童節前後，有關于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兒童悲慘命運的短視頻刷屏，看著令人揪心。截至目前，超過1.4萬名加沙兒童在沖突中喪生。哪有什麽歲月靜好，只不過有人在前面爲你負重前行。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

不去道德綁架如顧某及其導師那樣的人如何感恩戴德，當然也允許對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這個政府有抱怨有看法，但做人得起碼有良心，不能僅僅是爲了一己之私或發泄個人情緒，對客觀事實熟視無睹，甚至睜眼說瞎話去傷害一座城，而忽視數以萬計紮根基層一線幹部們的默默付出。

顧某的小作文並非沒有積極作用。三年文旅無人知，一篇文章萬人曉。有機會，我們都要去嘉峪關看看，去看看嘉峪關到底是不是“落後的戈壁灘小縣城”，是不是會“在那裏被禁铟，動彈不得”，是不是會成爲“野婦”、“黑奴”或“妓女”？

當然我們應當包容，去選擇原諒一個年輕人的無知，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但畢竟禀性難移，她以後會有自己的生活，只是奢望那樣的偏見和自私不會傷害到其他無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