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新年，日本某地工人集在紅旗下，迎接新的一年來到。紅旗會是日本工人運動中一種傳統的集會，每到新年，工會會員便集在工會紅旗下，互相談論各人的抱負，互相鼓勵鬥志。
人群中，有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工人說話了。他那陰沉的面孔，醬色的皮膚，一看就知道是經過生活的磨煉的。下面就是他的自述。
在我生活的二十五年中，最叫我悔恨的，就是我害死了我的親爹。說是這麽說，可不是我親手害的，慢慢往下聽吧！
我爹自然是個窮人，起先是種莊稼的，可是租子太重，人口又多，再加上意外的天災人禍，孩子越來越多，債是越欠越多，最後沒辦法，只得跑到煤礦上去找活路。
上煤礦的當然不只是我爹一個人。附近的窮莊稼人去了很多，幹的是推車工，就是從坑底向外推煤車的活，一天工錢一塊五毛。
可是，正像其他煤礦工人的命運一樣，我上小學五年的時候，我爹一不小心，讓煤車壓在底下，成了瘸子回來了。
這時，留在家裏的弟兄中，我算是老大了，下面還有五個弟弟妹妹。本來就靠我娘、我和妹妹租那麽一點地養家糊口，我爹不但沒掙錢，反倒要錢喝酒，這可把我和我娘愁死了。
我是個天生的孝子。我每天上學回來，便到村旁河邊上去掏石子，裝滿一馬車可得七毛錢，靠幹這種活，喝稀的，啃芋頭，總算一天三頓有得吃了。
可是，我那個酒鬼老子，當我和我娘不在的時候，不管破爛也好，什麽也好，拿出去三文兩文地賣掉，統統灌了燒酒。
賣光之後，又跑到河邊上來，一巴掌推倒我和我娘，不管錢包裏有錢沒有，搶了就走。
我娘心腸軟，總是原諒我爹；我呢，學校的先生告訴我，要對老人孝順，所以雖然氣得直哭，也還是忍著，掙錢來養家。
就這樣，我念完了小學五年級，升上了六年級。那年春天，當地數頭份的大地主，一個叫什麽子爵老爺的人，在我們學校院子裏，給他祖先立了一座紀念碑。
進行祭奠式的時候，我是學校最高的六年級生，而且是個級長，又是被人恭維爲“神童”的，所以就讓我代表學生讀了祝詞。
說來可笑，當時我可真高興得昏頭昏腦啦。你想想看，平常連看也不容易看到的貴族老爺，竟誇獎我是出名的孝子，還親手賞了我一盒點心哩！
我像神魂出了竅似的，興匆匆地從學校回家，一面走一面相好好用功，將來當個大人物—哦，是當海軍大將呢，還是當大臣呢？
我這麽胡思亂想地走著，剛好走到方才賞給我點心的那個貴族老爺的山腳下，忽然聽到竹林裏有“捉賊”的喊聲。
我嚇了一跳，站住了。只見從竹林裏跑出一個人來，看山的緊跟在後面追。那個賊到底被捉住了。他偷的筍叫人奪了下來，兩個看山的把他反剪兩手綁了起來。
啊，這不是我爹嗎？一開頭，我什麽也說不出來。我爹的臉被抓破了，成了個血葫蘆，加上酒瘾在身，又挨了打，渾身哆哆嗦嗦地抖個不停。
我哭呵喊呵，在地上叩響頭呵，求那兩個看山的放了我爹。但是那兩個對主子盡忠報效的奴才毫不理會，他們推開我，把我爹帶到警察那兒去了。
我一點也想不透，我剛從子爵老爺手裏得到賞賜，現在還捧在手裏呢，可是我爹卻偷了他家的筍，叫看山的給抓走了。這是個什麽問題呢？
回到家裏，我把爹被抓的事告訴我娘，兩個人抱頭痛哭了一場；哭呀哭的，我恨起這個酒鬼老子來了，我討厭他。
我想到我在村裏的孝子名聲，從貴族老爺手裏得到賞賜的榮譽，將來的“榮達發迹”，都會因爲這個灌黃湯的“賊老子”完蛋了，想到這些，我決心要我爹改邪歸正，要他戒酒。
我和我娘兩個人到警察所去。那個警官老爺平常總是裝出一副笑臉，從我家園子裏弄些靑菜什麽去的，今天竟翻臉不認人，打起官腔來了。
我娘又賠了一車籮好話，可是不管用。正在這時，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警官的態度馬上改變了。原來子爵老爺有話，看在我孝順的分上饒了我爹了。
我眞是感激不盡，甚至想：爲了報答子爵老爺的恩情，就是要我豁出生命去也行。當我從拘留所把我爹領回來時，我更下定決心，要使這個酒鬼老子改邪歸正。
我和我娘商量了一下，買回一毛錢的燒酒，把瓶子放在哼哼
本來我爹的身子骨就已經很虛了，現在挨了一頓打，又在拘留所關了一夜，塌下去的兩只眼睛更深了；他哆哆嗦嗦地抓起瓶子，把酒倒在碗裏，咕咚咕咚就灌下去了。
我，開口了：“爹，這可是最後的酒啦，喝完了，就戒掉吧：我拚命用功，作個有出息的人。只要你戒了酒，好好在家呆著，我用上功，不管什麽樣的大人物都能當成的！”
我這麽一勸，我爹開頭好像沒聽進耳去，等到最後一滴酒舐個幹凈之後，看我還在絮叨，他把鈴铛眼咕噜一轉，瞪著我說：“誰說要你有出息？大人物還不都是賊一樣的家夥！”
我吃了一驚，心想：這個老子可具是打心眼裏變歪啦。我于是更加勁地勸說起來，這回我爹真發火啦：“想當什麽大人物，那是比賊還壞的一群狗男女！畜生！”
他哆裏哆嗦地從被窩裏爬起來，摸起旁邊的一根粗旱煙杆，就朝我的頭上打來，一邊說：“種地受他媽的地主的氣，在煤礦受監工和公司的氣，回家來，你這鼻涕鬼還說三道四！”
我抓住我爹的一只胳膊，還想說些道理，但是啪地一聲，旱煙杆打在我的頭上折斷了。我因爲太疼了，抱著腦袋向下一趴。就在這時，我爹喉嚨裏發出了嗚嗚的怪聲。
我還沒留意，我娘卻發出一聲狂叫，撲到我爹身上去了。
推呀，搖呀，大夥一齊哭哭啼啼地撲在爹身上。我娘像瘋子似地捶他的背，叫喚著，可是我爹一下子就翻了白眼了。我在旁邊看著，像傻子一樣。
鄰居們幫了幾把手，我和娘才把我爹的棺材擡到村外的亂墳崗上葬了。我什麽也弄不懂到底是我爹不好，還是我錯了？
我每天想著我爹臨死前說的話。這些話像個悶葫蘆，越想越覚得話裏有話，想不透。我對學校，已經覚得沒什麽意思了。不要說用功，連跟別人開口講話也覚得厭煩。
我仔細把我爹的一生想了一下：他年輕時候是個勤快人，到煤礦去以前，是個很上勁幹活的；可是幹哪，幹哪，怎麽也勝不過窮神，于是他才變成這樣。
我爹的死，對我是個很大的打擊。從此“神童”成了呆子，我成了個不愛開口的陰沉的小鬼。
十五歲那年，我被送到街裏一家鋪子去當學徒。每天給買主送米啦，看鋪子的門啦，看掌櫃家的小孩子啦，什麽苦差事都幹到了。我像丟了魂似的，完全像個傻子。
後來心神總算定下來了。我的人生——也開始多起事來啦：十七歲那年，我和那家米鋪的一個叫做阿關的使女認識了。
阿關也是被家裏扔出來的，所以我們倆很說得來，如果有誰挨了掌櫃的黑，那麽另一個總得要來安慰一番。
她長得很白，塌鼻梁，細眼睛，說不上怎麽漂亮，可是“醜八怪也有青春妙齡”啊！有時候她梳上個什麽發髻，就在樓下使女住的房間裏偷偷地給我看。
那半年過得很高興。我這個“厭世和尚”，卻把個和尚頭故意像披髪頭陀似地留了起來，還捺上叫做發臘的那種玩意兒！這些地方，正是人生的春天呢！
我們雖然知道窮日子是多麽不好過，可是還像飛蛾投火似的，商量建立一個“窮窩兒”的事。我們打算在這裏拚命幹到二十三歲，把零用錢積攢起來，然後結婚。
我們兩個人在樓梯下使女住的房間裏，望著滿是黑灰的頂棚，一想到未來，就像看到天國似的。看來，人也是容易滿足的呢！
我們倆十八歲那年春天，我的頭發養得似乎像個樣子了；就在這時候，有一天，一個自稱是阿關的叔父的人，到米鋪來了。
看樣子，他有四十多歲，像個遊手好閑的；長相也很凶，說話哇啦哇啦的那種派頭，一看就知道是常走江湖的人。
我問阿關，她說叔父是有一個，可是會面還是頭一次。我有點懷疑。
到了晚上，阿關跑來跟我說，她要同叔父一道去買東西。她一面說，一面匆匆忙忙跑出去，攆那個在店鋪面前等著她的“叔父”去了。
我再沒有往深處懷疑，關了店門，爬上閣樓就睡了。睡了一覚醒來之後，聽聽，阿關好像還沒有回來似的。我想：這可奇怪啦！
第二天早晨，我到廚房裏去，不見阿關，卻看到老板娘背著孩子在燒飯。我問阿關到那裏去了，老板娘作出一副下流的笑臉，說出了阿關被賣的消息。
我真是又急又恨，一口氣跑到掌櫃面前，把我要和阿關結婚的事跟他說了。那個掌櫃，開頭還仿佛有點吃驚地聽著，末了卻哈哈大笑起來。
我是一往情深的。我問阿關大概會被賣到什麽地方去。那個禿腦袋家夥，眼睛擡也不擡，說聽昨晚那個人的口音，像是長崎島原一帶的人。
我也摸不清島原在哪兒。可是，初戀那個勁兒啊，簡直叫我什麽都不顧了。那天一整天，活也沒幹，等到深夜，我就從米鋪跑出來，只帶了一點零用錢就上路了。
我一路癡心妄想：她恐怕正在流著眼淚等著我呢！我在火車上顚簸了一番之後，又在船艙裏嘔吐了一陣，好不容易才到了島原港。
可是，哪裏會像我想象的那樣：這裏跟我出生的村子不同，井不是只有一二百戶人家的地方啊：我挨門挨戶地串了一遍，哪裏找得到她！
轉了一天又兩個晚上，阿關的住處還是像在雲裏霧裏一樣。零用錢花光了，米鋪也回不去了，我站在港口，走投無路，具有點想跳下海去。
第二天早晨，我想找碼頭上站崗的警察想想辦法，可是一想：那麽一來，他們一定會把我送回米鋪或者老家去的，于是我便跑到職業介紹所裏去了。
運氣還好，當天就找到了幹活的地方。“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我可真高興哪！
可是，到了幹活的地方一看；哈哈，要照這副樣子，的確什麽時候都找得到活幹。那個廠叫島原大島綢公司。工人們三頓吃的都是糙米飯，榮呢，每餐是腌蘿蔔和大醬湯。
早晨五點起床，得整整幹十三小時活，晚上九點電燈一滅，不管願意不願意，你得睡覚。那怕一家有八口，也都擠在一間小房裏。
工錢更加低得可憐。一個獨身女工，于一年才掙三、四十塊錢。可是公司把職工的糞尿賣給當地老鄉，每一個人一年就可收兩塊五毛錢！
工廠的織機跟普通的不一樣，織那些值錢貨的，都要同時操縱三十根以上的梭子才行。女工們繃緊消瘦蒼白的臉，緊張地來往投梭。出名的大島綢，原來是壓榨了工人的血汗織成的啊！
我幹的活是給染綢絲的打下手，把捆成一把把的綢絲，放到叫作大島黏土的一種茶褐色的泥裏，埋起來揉呵揉呵，然後拉出來再埋上，就像幫泥水匠幹活似的。
不久，我認識了一個叫做松田的人。他是工廠食堂裏燒飯的火俠，是個很豪爽的年輕人。
我和他常常一道溜出宿舍，到海邊上去蹓跶。最初他不肯吐露他的過去，後來他才告訴我，他曾經在東京的學校裏搞階級運動，被開除了的。
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談起了我愛上的女人被人賣了的事，和我那個酒鬼老頭臨死的事。他思索了一會，說：“都一樣啊！無産階級都叫那幫家夥給捆住了手腳！”
無産階級這個字眼，我還是頭一次聽到，我問他，那是什麽意思？我要是叫人捆住了手腳，那麽捆的人是誰？他只笑笑，叫我好好想一想。
從此，這個問題粘到我腦子裏，每天想：我爹爲什麽那樣死啦？阿關爲什麽叫人販子給帶走啦？我爲什麽像條野狗似的，連個落腳安身的奔頭都沒有？
有時松田沒有時間，我就一個人到海邊去，呆呆的望著那黑色的山脈。海的那邊，就是我的家鄉。我娘是怎樣在對付那窮日子呢？四個弟弟妹妹，是不是能每天喝上稀的呢？
那次以後，我對松田格外親近起來了。他借給我各種各樣的小冊子，還給我解釋看不懂的字句。這些書使我開了竅，幫助我想通了過去沒有想通的事情。
不久，我跟松田成了像親兄弟似的“同志”了。後來廠裏有個叫源藏的，和同松田要好的一個叫阿花的琉球姑娘，也跟我們站在一起。于是我們四個人就每天開會。
松田沒有在工廠裏搞運動的經驗，所以我們的幹法很幼稚。我們沒有去注意工友們的不滿情緒，而是主覌地去想著搞罷工。
我們秘密的印了很多傳單，內容只是一般提到廠主發了大財，我們應該組織工會、舉行罷工之類。對廣大工人急迫地要求改善夥食、增加工資、縮短勞動時間等問題，一點也沒有提到。
源藏和阿花把傳單散發到工廠的宿舍裏，松田和我把傳單帶到附近的紡紗廠和食品工廠去。事情進行得很順利，誰也沒有被捕。
第二天早晨，我們磨拳擦掌地等待工人行動起來，可是上工以後，連一點動靜也沒有，工廠裏就好像根本沒散過什麽傳單一樣。
我們有點泄氣了。第二天晚上又在海邊公園集會商量了一番。四個人卻沒有想到應該就工友們的具體不滿去提出問題，反而決定把抗議工人待遇低劣等傳單，散到街上去。
我們作了分工。我負責港町一帶。我拿著漿糊、刷子，胳肢窩裏夾著傳單，抱著天不怕地不怕的幹勁，不管牆壁也好，電線杆也好，到處張貼起來。
兩個便衣特務發現了我，我和他們幹了一場，到底給抓住了。我被關進了拘留所，因爲跟警官頂咀，又挨了一頓毒打。
那天晚上，松田也被抓進來了，關在我蹲的班房的隔壁。我有點悲觀了。因爲頭一次被關進這種“豬圈”，心裏沒有底呀！
可是，我和關在同一班房裏的一幫人一點點熟識起來了，而且也學會擺布看守警察的竅門了。
正當我拘留期限將要滿的前三、四天,忽然旁邊班房裏傳來 女人的哭聲，聽說新關進來了幾個暗娼。
我因爲沒有事做，便借著上廁所的由頭，想去看看。去的時候，因爲光線很晃眼睛，沒看清楚。
回來的時候，又掃了一眼，我不由地叫喊起來了，三個女人中間，緊靠這面坐的那個，不就是阿關嗎？
阿關聽到有人喊她的名字，詫異地向我這面轉過頭來，開頭顯得很吃驚，大概沒有認出我來；接著現出一副哭喪的臉，“啊”地一聲站起來了。
然而這時我已經走過去了。如果多停留一息的話，警察的皮鞭馬上會落到我的頭上。
俗話說：“烏鴉叫，兩分飛。”以後我被移到另一個牢房裏去，而且第三天我和松田一道被放出來了。
那以後我再沒有見過阿關。想寫信也沒有地址。但是我認識到，受侮辱受損害的無産階級婦女也不只是她一個啊！我和松田又設法進了工廠，更積極地組織工人起來跟資本家鬥爭。
每當我和工人弟兄們一起行動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就是在救被侮辱被損害的阿關，就是在救我那下落不明的哥哥姊姊，在救正在挨餓的老母親和弟弟妹妹，同時也是在繼承我那死去的父親的“遺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