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開皇九年，晉王楊廣以揚州爲根據地，統率八路大軍，一舉渡江滅掉陳朝，完成南北統一大業。對于隋陳雙方的成敗，史家皆有所評說。

隋平陳之役曆時甚短而以全勝告終，其原因何在將其歸諸陳朝政治腐敗、隋朝政治清明以及措施得當等方面，亦無不當。

然而，論史及人，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上的成功或軍事上的勝利，皆非偶然，盡管有時成功看起來十分容易，實際上隱藏在成功背後的精心策劃與艱苦努力，才是獲取勝利的根本保證。以平陳之役而言，隋軍之所以能夠迅速奪取整個戰役的勝利，實與戰役發動之前隋文帝對揚州長期的積極經略，有著直接的關系。

魏晉南北朝時期，今之揚州地區由于處在南北交爭之地，有時被南方政權控制，有時又歸北方政權管轄，故名稱多次變動，在“揚州”成爲專用名稱之前，先後有過南兖州、東廣州、吳州等名稱。不過，無論是在南方統治還是北方統治時期，也不論是被叫作南兖州，還是叫作東廣州，亦或是被稱爲吳州，“廣陵”卻始終屬于這個地區的專名。“揚州”被用作廣陵地區的專用名稱，時間相對較晚，直到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之役勝利，統一全國以後，才確定下來。

三國初期，廣陵地區原屬曹魏，後歸孫吳。孫吳、西晉時期設置廣陵郡，不過在西晉時期，廣陵郡治所一度移至淮陰，但廣陵郡的建置始終存在，且一直以今之揚州地區爲主體區域。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大批北方人來到廣陵郡，而以原兖州、青州、並州人士居多，爲安置這些來自北方的遊民，東晉政府先後僑置南青、南兖、南並三州。

在僑置州郡中，最重要的是南兖州，這是因爲北來流民中，又以原兖州人數最多，時在東晉成帝鹹康四年，但南兖州治所並不在廣陵，而寄治于長江對岸的京口。東晉安帝時期，從廣陵郡分出建陵、臨江、如臯、甯海、蒲濤五縣，設置山陽郡，歸屬南兖州管轄，南兖州因此獲得實際轄區，但其治所仍在京口而非廣陵。

南朝劉宋武帝永初元年，對行政區劃進行調整，原僑置的並州合並進南兖州。宋文帝元嘉八年，再次調整行政區劃，南兖州“始割江淮間爲境，治廣陵”，至此南兖州始治廣陵，其時南兖州的實際管轄區域，還包括今之泰州以及南通的部分地區在內。齊、梁兩朝，南兖州一直存在，廣陵作爲治所，也始終未發生改變。廣陵地區被稱作南兖州，就是由此而來。

梁武帝末年發生“侯景之亂”，江北大片土地被北方政權所占。廣陵地區先被北齊占領，並將南方僑置的南兖州改爲東廣州，揚州在曆史上被稱爲“東廣州”即始于此，時間大約在公元555年前後。由于廣陵地處南北交爭之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故南北雙方在這裏爭奪一直十分激烈。

陳朝自建國起，立即宣布由吳明徹擔任南兖州刺史，盡管只是懸空虛授，卻直接體現出陳朝對廣陵地區志在必取的程度。與此同時，北齊盡管主要精力放在與北周的角逐上，卻也並不甘心輕易放棄廣陵，北齊與陳朝在廣陵地區的較量和爭奪，前後持續了至少十年之久，直到陳文帝天嘉六年以後，陳朝始將北齊的勢力驅離，重新控制了廣陵地區並恢複南兖州建置，仍以廣陵爲治所。

陳宣帝太建十年二月，吳明徹戰敗，被北周俘虜，陳朝于同年三月任命淳于量爲南兖州刺史。吳明徹戰敗被俘，意味著陳宣帝太建北伐失敗，淮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因此逐漸落入北周之手。太建十一年十二月，南、北兖、晉三州以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曆陽、沛、北誰、南梁等九郡的百姓，全部向南撤退到京師建康，不久谯郡和北徐州也被北周攻陷，“自是淮南之地盡沒于（北）周”。這就是說，至遲到579年，陳朝就在事實上喪失了對廣陵地區的控制權。

北周在占領淮河以南地區以後，加強了對這個地區的統治，體現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就是恢複北朝的名號。廣陵作爲南朝政權在江北最爲倚重的藩鎮，在事實上一直被視爲淮南地區的政治、軍事中心，在南朝控制時期，廣陵始終都是“南兖州”的治所，故南兖州也一直被用作廣陵的另外一個名稱。

北周占領廣陵之後，出于政治、軍事及社會心理方面的多重考慮，首先就是廢除了南兖州之名，而改用北齊“東廣州”作爲廣陵的名號，時間大約在579年底。＠不久之後，北周又將“東廣州”改名爲“吳州”，並設置吳州總管府，以加強對這個地區的控制和經營。揚州在曆史上被稱爲“吳州”，始于北周。

吳州作爲揚州曆史上的曾用名，較爲確切的起始時間，可能爲北周靜帝大象二年初，甚至就是在當年正月。到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下令改爲揚州，仍置總管府，至此，吳州作爲“揚州”的曾用名，已經成爲過去，前後存在了大約10年。北周爲何要將廣陵改爲吳州，其具體原因盡管已經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被稱爲“吳州”的十年中，廣陵或揚州在區域地理位置中的重要性，確有值得深人挖掘的價值，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正是“吳州”十年，奠定了其後揚州在隋朝乃至唐朝發展的基礎。

581年二月甲子，楊堅即皇帝位，定國號爲“隋”，改元開皇，完成了篡周爲隋的大業，楊堅即隋文帝。隋朝建國以後，隋文帝開始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的改革，具體到地方行政管理方面，主要針對魏晉南北朝政區劃分繁雜、地方行政管理混亂的情況，實行簡化地方行政機構的改革。開皇三年，隋文帝下诏“廢諸郡”，改郡爲州，州下設縣，實行州、縣二級制。

作爲隋文帝謀劃南下滅陳的江北重鎮，吳州的行政區劃及其所管轄的疆域，在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之前、之後，變化頗多，吳州行政疆域所發生的這些變化，從某種意義上正可說明吳州地位之重要，也體現了隋文帝對這個地區的重視程度，因爲吳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直就是江北重鎮，與隔江相望的京口，共同組成屏藩南朝首都建康的兩道門戶。

隋文帝既然謀劃渡江滅陳，對吳州的經營自然就要格外用心。隋文帝重視並刻意經營吳州，可以從三個方面說明，一是對吳州行政區劃的不斷調整。二是精心挑選吳州總管的人選。三是在繼續實行總管、刺史軍政二元體制的前提下，委總管以更大權力。

吳州作爲隋朝在今揚州地區所設置的州級行政單位，前後存在了10年，對于揚州城市發展曆史上改名爲“吳州”的十年，我們或可以稱之曰“吳州十年”。“吳州十年”，從揚州地區而言，是其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快速發展的10年。從全國範圍來說，則是隋朝醞釀平滅陳朝、規劃統一全國而積蓄力量的10年。

論及平陳之役，今之揚州乃是繞不開的話題，因爲自隋朝建立以後，這裏就成爲伐陳最重要的軍事基地。這是因爲在當年伐陳的八路軍隊中，以吳州總管賀若弼所統率的東路軍團、廬州總管韓擒虎所統率的西路軍團爲主力部隊，其中賀若弼的東路軍團，自580年起就一直駐紮于當時的吳州，亦即今之揚州。

除此而外，在隋軍發起最後的軍事行動時，隋軍三軍統帥、晉王楊廣的出兵地點—六合，其時也屬于吳州下轄的縣域。基于這個理由，我們認爲今之揚州實爲隋朝籌劃渡江伐陳這一重大軍事行動中最重要的軍事基地—或謂之伐陳總後方基地。

平陳之役的起止時間，如果從賀若弼南渡長江、攻克南徐州算起，至晉王楊廣進人建業爲止，則前後不過22天，時間可謂短暫。從戰役的進程來看，隋軍在作戰期間雖遇陳軍局部的頑強抵抗，但總體進展順利。所以，從曆史文獻所記平陳之役的過程來看，此役似乎比較容易。

但實際上，平陳之役絕非我們所看到的那麽簡單，隋朝乃至于此前的北周王朝，爲這次統一戰爭所做的准備工作，卻時日久遠。早在北周武帝宇文邕統治時期，就准備南征，統一全國，只不過周武帝英年早逝，未能克竟其功，渡江滅陳、統一全國的任務，就落到了隋朝統治者的身上。

隋朝建立以後，隋文帝出于穩固帝位和優先解決北方突厥擾邊問題這兩個方面的考慮，並沒有立即興兵伐陳，反而派遣使團到陳朝聯絡，擺出與陳朝和好的姿態。但曆史事實表明，這只是隋文帝的一種政治策略，南下攻陳的軍事部署工作，實際上從隋文帝即位後就已經展開，正如前面所說過的那樣，開皇元年三月，賀若弼、韓擒虎被委任爲吳州總管、廬州總管，分別鎮守廣陵和廬江，皆屬未雨綢缪的政治舉措，終極目標都是爲了將來的伐陳之役。

賀若弼在矣州的苦心經營，作爲隋文帝經略伐陳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必要對此稍加剖析。正是因爲肩負隋朝未來伐陳的軍事重任，所以賀若弼自從擔任吳州總管以後，他在廣陵地區的所有活動，全部圍繞伐陳這一軍事任務而展開。除了日常操練兵馬、積極備戰等常規性軍事活動外，賀若弼根據自己以前給隋文帝上奏的“取陳十策”，有針對性地對陳朝展開軍事行動。

在賀若弼對陳朝所展開的軍事鬥爭中，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他所采用的疑兵之計，其具體做法是：在隋陳兩國邊境地區持續派遣間諜，刺探陳朝軍情，以收知己知彼之效，以便有針對性地進行軍事部署。長期派遣小股遊軍在邊境線上持續進行沒有規律性的軍事襲擾，造成陳朝邊境地區軍民人心恐慌。

每逢軍隊換防之際，就在曆陽舉行大規模的閱兵活動，讓陳朝誤以爲隋朝大軍准備渡江作戰，從而調集全國軍隊到此地布防，而每當陳朝大軍彙集曆陽的時候，賀若弼便解散軍隊，複歸平常。經過多次反複之後，陳朝上上下下包括邊境守將在內，對此都是習以爲常，認爲這是隋軍每年例行的閱兵活動，從而不再設防。

經過長達十年的反複操練之後，賀若弼的疑兵之計最終收到奇效，開皇九年正月，伐陳之役正式發起，賀若弼率東路軍團順利渡江、攻占南徐州，而陳朝軍隊絲毫沒有覺察，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可以說，他們早就被賀若弼的疑兵之計所麻痹了。

賀若弼在鎮守廣陵期間，除了進行軍事備戰外，還有一事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他主持疏浚了邗溝故道，也就是曆史文獻所記載的“開山陽渎”之事。據諸史載，隋文帝開皇七年四月，“于揚州開山陽渎，以通運漕”。從字面上看，“開山陽渎”，主要是爲了疏通漕運線路。此處所說的山陽渎，也是就後來隋炀帝即位以後所開掘大運河中的一段。

後人言及隋朝大運河，往往只知隋炀帝開大運河，多少是對隋朝曆史的誤解。事實上，隋朝修治或疏浚運河的工作，從隋文帝時期就已經展開，如爲了解決渭河水流乍深乍淺、關中漕運不暢的問題，開皇四年命令將作大匠宇文恺率水工開鑿了300余華裏的廣通渠，此爲隋朝所修治、開鑿的第一段運河。開皇七年四月“于揚州開山陽渎”，則是有史可查的隋文帝時期第二次修治運河。

開皇七年四月“于揚州開山陽渎”，其時揚州仍然名爲吳州，《隋書》之所以記載爲“于揚州開山陽渎”，是因爲唐初史家撰寫《隋書》的時候，根據的是唐朝時期的行政區劃。山陽渎，本是春秋時期吳王夫差所開掘的古邗溝，因此開皇七年四月“開山陽渎”，實際上是在舊有邗溝渠道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加深加寬，修治而成。

開皇七年四月“開山陽渎”的主要目的，如果根據“以通運漕”這一曆史文獻記載，應該是爲了解決漕運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不過，此處“以通漕運”與隋炀帝時期運河全線貫通以後的“漕運”有很大區別，這主要是因爲開皇七年仍處于陳隋對峙、江山並未一統的格局，“以通運漕”不可能是將南方的物資運往北方，而只能是方便北方的物資向吳州調運。

由此我們對于開皇七年四月開山陽渎“以通運漕”的目的和動機，就可以一目了然了，爲何要將北方的物資向吳州調運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又在哪裏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爲未來的伐陳軍事行動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保證，開山陽渎“以通運漕”，主要目的就是爲了提高向吳州調兵運糧的效率。正是由于“開山陽渎”的主要動機和目的在于軍事方面，是爲了即將展開的伐陳之役所進行的准備性工作，所以這項工作的實際主持者，只能是當時的吳州總管賀若弼了。

隋朝出兵滅陳，完成南北統一大業，再造江山一統的局面，乃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曆來評論隋平陳之役，多矚目于隋軍統帥的指揮有方、隋軍的英勇善戰，以及陳朝的政治腐朽、陳後主的昏庸荒淫等方面，卻較少關注揚州與建康之間地緣政治方面的聯系。

今之揚州地處江北，與鎮江隔江相望，自古有“京口瓜州一水間”之稱，實際上它與今之南京之間的地緣政治關系更加密切，所謂的“金陵王氣”，不僅是指南京自身的地理形勢而言，還包括長江北岸揚州對它的屏障作用。縱觀中國曆史，凡經略今之南京者，莫不首先經營今之揚州，揚州一失，則南京北大門豁然洞開，其淪陷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曆史文獻並無隋文帝對揚州與建康之間的地緣構成有過明確評說的記述，但是從他即位之後便開始對吳州刻意經略，可知他對此實際上應該有著明確的認識。公元581年，隋朝甫一建國，盡管面臨北方突厥的壓力，而無法對陳朝展開軍事行動，但隋文帝還是從調整行政區劃、慎選總管人選和強化總管權力等方面，對吳州的人事、政治進行了精心安排，從而開始了他經略吳州的政治謀劃。

賀若弼就任吳州總管以後，就開始精心操練人馬、襲擾陳朝邊境、刺探陳朝軍情、疏浚邗溝舊渠，積極落實隋文帝經略吳州的戰略構想，從而爲未來的伐陳戰役做好各種准備工作。經過近十年的苦心經營，及至589年伐陳戰役啓動，隋軍便按照既定戰略部署，分兵八路，直指陳朝首都建康，並在短短的二十余天時間裏獲得全面的軍事勝利。以此言之，平陳之役的勝利，乃是隋文帝對揚州進行長期、積極的經略的必然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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