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時期，契丹作爲一個分散的部落聯盟，雖然尚未形成統一的政權，但其與北魏的交往卻是頻繁的。各部族以朝貢的形式，向北魏獻上名馬、文皮等特産，以此換取與中原地區的貿易機會。這種以物易物的交往方式，不僅促進了雙方的經濟交流，也爲契丹帶來了中原的先進文化和技術。

然而，盡管契丹與北朝之間的朝貢關系在曆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史料的匮乏和研究的不足，我們對其的了解仍然有限。

當我們把目光轉向北朝時期，特別是北魏與北齊的階段，但由于史料的匮乏和研究的不足，關于契丹的詳盡研究便顯得相對稀缺。尤其是契丹與北朝之間的朝貢關系，我們更加迷茫。

根據《魏書》中記載，契丹通過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年間至獻文帝拓跋宏在位時期這數十年間的不斷奉獻，最終與當時占據北方實力雄厚的北朝政權北魏建立起朝貢關系，進入中華朝貢體系之中。而在《北史》和《冊府元龜》中，我們能夠看到更早的朝貢記載，《北史·魏本紀第二》中明確提到了契丹前往北魏朝貢的時間，太武帝太延三年，“是歲，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壇來朝，高麗、契丹、龜茲、悅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盤陁、鄯善、破洛那、者舌等國各遣使朝貢。”關于這一記載，《冊府元龜》中的記載也可相互補充，“三年二月高麗契丹三月龜茲悅般焉耆……諸國各遣使朝獻。”

根據這幾部史書整理出了契丹在北魏太延三年至永熙三年的朝貢記錄，並根據契丹朝貢頻率，將這近一百年時間劃分爲試探期、頻繁往來期、疏離期三個時期。

太延三年到皇興二年前爲第一個時期，是契丹朝貢的試探期。太延三年的時間點較爲特殊，在前一年，即太延二年，北魏皇帝拓跋焘討伐北燕馮弘，兩個月時間大破北燕，馮弘逃亡高麗，北燕覆滅。契丹于文成帝興安二年十二月再次前來朝貢，“是歲，疏勒、渴盤陁、庫莫奚、契丹、罽賓等國各遣使朝貢。”

此後十余年，未在史料中發現契丹向北魏朝貢的記錄，直到獻文帝拓跋弘皇興二年四月才有相關記載，“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爾、叱六手、悉萬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阗、波斯國各遣使朝獻”。通過《魏書》可知，正是在獻文帝時期，契丹“使莫弗纥何辰奉獻，得班饗于諸國之末”。根據史料記載，從獻文帝皇興二年起，契丹開始了對北魏長達十余年的朝獻。

而北魏獻文帝皇興二年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則可以看作是契丹向北魏朝貢的頻繁往來期。其中皇興三年到太和三年以及正始四年到正光五年是契丹朝貢最爲頻繁的時期。太和三年，契丹一部歸附北魏，“契丹莫賀弗勿幹率部落萬馀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對于契丹自身來說，相比最開始的朝貢關系，此時契丹與北魏的關系更進了一步，也昭示著契丹在民族遷徙、沖突、融合中，朝“混之如一”的方向邁進。

宣武帝正始四年後，契丹再次開始向北魏連年朝貢，經曆過遷都的北魏彼時不僅強大，而且穩定，這也爲契丹的朝貢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後契丹常于每年夏秋之際與諸國一道遣使觐見朝貢，至延昌四年不曾斷絕。

孝明帝元诩即位後，關于契丹有資料可查的朝貢北魏僅有兩次，分別于其執政之初的熙平二年二月遣使朝獻，以及正光五年六鎮起義的兩個月後，即五月時，遣使朝貢。

此後直至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契丹大幅度減少朝貢頻率，進入了疏離期。自六鎮起義後，北魏逐漸陷入分裂局面，前有爾朱氏遙制朝政，後有高歡、宇文泰擁兵自重。至北魏末孝武帝元修于太昌元年即位前，契丹未再向北魏朝貢。

孝武帝登基到其不滿高歡專政出奔宇文泰的三年間，契丹共朝貢兩次，分別在太昌元年和永熙三年。高歡鑒于進兵關中便是以臣伐君，遂改立天子，于是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見爲帝，改元天平，是爲孝靜帝，自此魏分東、西。

這種朝貢上的疏離持續至東魏末年，在東魏政權短暫的十七年間，契丹僅向東魏朝貢兩次。一次是東魏立國不久後的孝靜帝天平二年春，“高麗契丹並遣使朝貢”。另一次是高歡次子高洋代魏立齊之年，即東魏末年孝靜帝武定八年正月，“地豆于契丹……並遣使朝貢”。

公元550年，東魏孝靜帝被迫禅位于高洋，同年齊王高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此高洋代魏稱帝，而契丹也開始向北齊朝獻納貢。北齊立國凡二十八年，契丹自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三年起向北齊政權朝貢奉獻，一直持續至後主高緯天統四年，在十七年間共朝貢六次。

至此，契丹于南北朝期間的朝貢狀況基本梳理完畢，通過參考《魏書》《北史》《資治通鑒》等史書，對契丹這百余年間向北朝諸政權的朝貢情況進行了系統整理，基于此，爲進一步探究是什麽因素影響了契丹朝貢和研究契丹的發展及其與北朝諸政權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線索，爲討論提供了底層依據。

各民族、政權向北朝統治政權朝貢的原因可謂多種多樣，有的迫于兵威而來，有的帶著觀察、通商、和親的政治目的而來，有的仰慕經濟文化而來，契丹也不外如是。

在政治方面，契丹朝貢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契丹自身力量和北朝諸政權力量的對比。北魏時期，雖然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和契丹在當時都屬于新興政權和部落，但自公元386年起拓跋珪于牛川重建代國，定都盛樂，年號登國，同年改稱魏王後，不斷積蓄自己的力量，擴大自己的版圖，先結盟後燕，向外征服周邊部族，至道武帝登國十年，已然先後征服了庫莫奚、高車諸部等周邊北方部族，爲其統一北方、入主中原奠定了重要基礎。

不久，拓跋珪又擊敗後燕，于公元398年稱帝，改年號天興，改國號魏，遷都平城，已經成爲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強大力量，開始走上了統一北方的道路。此後太武帝于太平真君四年至太平真君十年數次出兵征伐柔然，擊敗吳提、吐賀真父子，“邊疆息警矣”。太武帝在統一北方後，向西鎮壓盧水胡，又抵禦南朝劉宋的北伐並發起反攻，于太平真君十一年秋，飲馬長江，換得劉宋與北魏之間暫時的和平，北魏此時已然成爲當時華夏大地上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契丹的情況則大不相同。契丹剛于登國三年時在道武帝的征伐下與庫莫奚分背，開始逐漸以獨立的部族身份活躍于和龍之北，並且呈現發展態勢，公元406年，後燕君主慕容熙率軍襲擊契丹，根據《晉書》記載:“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根據“憚其衆盛”可以得知契丹在與庫莫奚分背後逐漸發展壯大，人數衆多，有足夠的青壯年使慕容熙忌憚，但與當時的北魏相比，自身力量還較爲弱小，難以望其項背。北齊時期，契丹于天保四年九月寇犯齊邊，這是史書上明確出現的契丹寇邊記載，而這次寇邊也導致了齊主高洋舉兵討伐。

通過史料中“虜獲十馀萬口，雜畜數百萬頭”可知，這次寇邊是契丹在自身壯大基礎上對北齊進行的軍事行動，盡管以失敗告終，但經過多年來與北朝諸政權的往來和發展，契丹已然成爲北方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天保五年，被征服的契丹恢複對北齊的朝貢，遣使朝獻的情況一直持續至後主高緯天統四年。此後北方突厥崛起，契丹也受到其奴役，“又爲突厥所逼，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內”。在這樣的情形下，契丹獨立朝貢的行爲再見于史書，已是隋朝開皇年間。

二是北朝諸政權內部穩定與否。北魏初期，太武帝以絕對武力壓服北方諸族，契丹應當自太延二年後繼續前來朝貢，但史書僅僅記載契丹于太武帝“真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實際上能找到的史料裏，契丹第二次朝貢北魏是在興安二年，在這期間不止契丹停止了朝貢的腳步，其他民族也基本未來朝貢北魏，僅頗看國于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一月前來北魏獻“獅子一”。

直到文成帝繼位，內平叛亂，休養生息，並于太安四年再擊柔然，平定邊患，吐賀真遠遁，莫弗烏朱駕頹帥衆數千落來降，于是“刊石記功而還”。此後柔然“怖威北竄，不敢複南”。在接二連三的軍事打擊下，邊患既平，南北暫時相安無事，北魏進入了強盛時期，契丹也終于開始連年朝貢，更在獻文帝拓跋弘時得以班饗于諸國之末。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五月，契丹前來北魏朝貢，也正是當月，孝文帝以伐齊爲由，推行遷都洛陽的計劃。孝文帝遷都自太和十七年始，至太和十九年結束，曆時三年大體完成，而遷都一事也影響到各國朝貢，根據《冊府元龜》記載，自孝文帝遷都、南伐後，各國朝貢次數銳減，除高麗、吐谷渾等實力較強的政權外，契丹、庫莫奚、地豆于等小國均未前往洛陽朝貢。直到宣武帝繼位，北魏政局穩定，各國才陸續恢複朝貢。

自宣武帝正始四年起，契丹也重新向北魏遣使朝獻，直至正光五年後六鎮起義爆發。此後北魏又有爾朱氏遙制朝政，直到高歡扶植孝武帝元修繼位後，于太昌元年和永熙三年，契丹複遣使朝貢。

永熙三年，孝武帝西奔長安，北魏分裂爲東、西二魏，高歡攝政下的東魏盡管仍舊強大，但其內外政局動蕩，故而契丹采取了保守的交往態度，雖然向東魏稱臣納貢，但在東魏政權延續的十七年間僅僅遣使朝貢兩次。相反，高洋稱帝，以齊代魏後，在天保三年到後主高緯天統四年十七年間政局較爲穩定的形勢下，契丹向北齊遣使朝貢達六次之多。

綜上，北朝諸政權是否穩定強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契丹對于是否朝貢的判斷。通過前文分析能夠了解到，在北魏獻文帝皇興以前，北魏四面征伐，與劉宋、柔然等大勢力爆發大規模戰爭時，契丹極少前來朝貢。

北魏通過多年征戰，威震南北，向南飲馬長江，向北遠逐柔然，此時的北魏王朝對外正是鼎盛之時，對內幾無亂事，政局穩定、民生恢複、經濟穩定發展，無論是懾于北魏的強大、尋求北魏的庇護或是仰慕其文化經濟，都使得契丹開始長期遣使朝貢。同理，當孝文帝遷都洛陽，積極籌備南伐時，契丹雖然也停下了朝貢腳步。但在北魏遷都後不久又恢複遣使。同樣，東魏和北齊初期，兩國國力強盛，在其政局穩定後，契丹則再次選擇遣使朝貢。

北朝時期的契丹正處于早期發展階段，自登國中與庫莫奚分背以來，契丹在和龍之北紮根發展，並開始與後燕、北燕、北魏、東魏、北齊等政權進行接觸，朝貢是其主要接觸形式，而向北朝諸政權遣使朝貢的行爲和政策，對契丹自身的發展和影響不可謂不大。自北魏至北齊百余年間，契丹通過朝貢使自身獲得了長足發展。這種發展可以概括爲契丹各部之間的聯系愈發緊密、契丹部族的人口迅速增長、契丹社會經濟文化的飛速進步。

南北朝時期，契丹分爲八個部落，史稱“古八部”，根據《魏書·契丹傳》記載，古八部分別是: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雖然《魏書·契丹傳》中所記古八部之名存在錯訛，但經過考據仍舊能從中窺見契丹各部從遊離到聚合的發展軌迹。

《魏書·契丹傳》中記載，莫弗纥何辰朝獻“得班饗于諸國之末”後，古八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爲常”。根據《魏書·顯祖紀》，北魏顯祖皇興元年，“高麗、庫莫奚、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爾、于阗諸國各遣使朝貢”。皇興二年，“高麗、庫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爾、叱六手、悉萬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阗、波斯國各遣使朝獻”。由此可以看出，顯祖時契丹八部處于各自爲政狀態，在這時的北魏統治者及北魏朝廷眼中，後來共同隸屬于契丹的八個部落在此時均是各自獨立的，並且是與契丹、高麗等國地位相當的國家，這樣一來，足可證明早期契丹內部政權結構和形式的松散。

之後由于不斷朝貢和發展，契丹開始將這種松散形式下的各部逐漸連接起來，結成了一個包括古八部在內的相對穩定的且以契丹爲最高名號的聯盟。自皇興三年開始，古八部並歸于契丹名下，這種情況也得到了北魏統治者認同，即如《魏書》所載:“蠕蠕、高麗、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

自此以後至北齊末年，契丹雖然仍然處于松散的聯盟狀態，但朝貢帶來的共同利益使這樣的聯盟不再群龍無首，同時也增加了契丹各部落之間彼此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爲隋唐時期契丹脫離突厥控制，重新聚合發展成爲以大賀氏爲首的、同樣包含八部的永固性軍事部落聯盟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

南北朝時期，契丹人口同樣大幅度增長，太和三年，契丹畏懼高句麗和柔然侵略，其首領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馀口，驅徙雜畜，求入內附，止于白狼水東。”這時位于白狼水東的契丹部族人口大約爲萬余人。而北齊天保四年，齊主高洋率軍討伐契丹，從其取道平州，向西越過長城，向東取道大青山，軍隊行至建德郡和營州首府白狼城和昌黎城這一行軍路線圖中可以看出，這次軍事行動所打擊的正是太和三年契丹莫弗賀勿于所率領的歸附北魏並遊牧于白狼河一帶的契丹部落後人。

根據這一戰最後北齊俘獲契丹“十馀萬口，雜畜數百萬頭”可知，短短五十余年時間，該部契丹的人口和雜畜呈幾何倍增長，光是俘獲的人口就遠遠超過十萬，是太和年間的十倍之多。窺一斑而知全豹，南北朝期間契丹向北魏朝貢的政策，實際上爲自身帶來了相對穩定的生存環境，使得本部族得到了長足發展，在以人口、牛羊雜畜爲主要生産力的時代，契丹的發展不可謂不快速。而南北朝時期所積攢的人口和雜畜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優勢，毫無疑問是契丹能夠在諸多勢力夾擊下頑強延續其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契丹的經濟文化也在不斷朝貢和往來中向前發展。北魏登國年間，契丹在與庫莫奚分背後，于和龍城北數百裏以寇盜爲主要生存手段。此後通過多次遣使，終于與北魏建立了朝貢關系，得到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利益，並且開始進行合法貿易交換，此後又得到孝文帝允許，得以“入關市籴”。

正是這一系列往來，使得契丹逐漸脫離原始而又野蠻的生存方式，轉而逐漸成爲北方草原上穩定且富饒的部族。此外，不斷的交流和往來，也使得契丹受到中原地區文化的影響，其神話傳說、圖騰也開始逐漸豐富多樣，風俗習慣也逐漸與中原文化融合、發展、衍生。

契丹的朝貢，加強了契丹與北朝諸政權經濟、政治、文化的溝通和往來，對契丹的發展壯大具有重要意義，是契丹此後能夠成爲中國古代北方一股強大政治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爲其日後進一步與中原王朝進行深層次交往奠定了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爲隋唐及以後多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打下了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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