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至北周初，荊襄地區的軍政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領土歸屬、機構建置上，還包括地方軍政制度的嬗變。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起大舉進攻齊之雍州，于太和二十二年攻取南陽、新野等地，並將荊州州治移至穰城，以都督制作爲這一地區的地方軍政制度，北魏的荊州都督區自此形成。

北魏分裂後，東、西二魏在荊州展開了爭奪戰，最終西魏在荊州站穩了腳跟，大體上繼承了北魏荊州都督區的領地和軍政制度。大統十五年前，西魏荊州都督常統“三荊二廣”等十二至十五州。侯景之亂後南朝實力大衰、內耗嚴重，西魏借機以軍事和政治雙管齊下的手段，先後奪取了蕭梁長江中遊地區的大片領土。原有的都督制度已不再適合管理偌大的地區，因此宇文氏政權新設荊州大總管一職作爲荊襄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以總管制取代了原先的都督制。

大總管的出現革除了原都督制職權混亂、權威下沉的弊端，以合軍、民兩政之大權從而實現對荊襄地區強有力的控制，同時也是對北周地方軍政機構改革的一次嘗試。北周初總管制對原都督制的全面取代，也證明了這一軍政制度改革的成功。對魏末周初荊襄地區從都督到總管這一條軍政制度演變發展進行考察，有助于明晰魏晉以來地方軍政制度的發展趨勢和政治、軍事制度的新特點。同時也對理清這一時期一些尚不清晰的政區建置大有裨益。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之前，北魏王朝先後在上洛、魯陽兩地設立荊州建置。太和十八年九月北魏遷都洛陽後，隨即展開了對南齊雍州的征伐。第一次南伐發起于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北魏兵分四路大舉進攻，其中“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結果在南齊守軍的頑強抵抗下，這一路進攻遭到了嚴重失敗，魏軍無功而返。太和二十一年八月，孝文帝元宏親自領兵發起第二次南伐。

同年十一月，魏軍于沔北大破齊軍，取得突破性進展，掌握了戰場主動權。太和二十二年正月，魏軍先後攻陷新野、南陽，但由于南齊襄陽守將曹虎的堅守，魏軍最終“望襄陽岸乃去”。此次南伐，北魏雖然沒有攻占襄陽，但奪取了南齊在漢水以北的南陽、新野、順陽、北襄城等五郡，將國之南界推進至漢水、樊城一線，進一步鞏固了洛陽地區的安全。

北魏在奪取南陽地區之後，便將荊州治所由魯陽遷至穰城。不同于之前的治上洛、魯陽之荊州，北魏治穰城之荊州名副其實地領有了兩漢、西晉荊州舊土的北部。因此對“欲身在近地，經營江左”和力主漢化改革的孝文帝來說，遷荊州于穰城除了有拱衛京畿的軍事防衛作用外，在政治上也傳遞出北魏王朝有意經略漢沔、進圖江南的決心。

都督諸州軍事制度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方軍政制度，通常以都督一州或數州諸軍事或某地區諸軍事的建置出現。北魏于穰城設立荊州後，以穰城爲中心的荊州都督區開始形成並逐漸穩定下來。

永熙二年賀拔勝出任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立即對蕭梁雍州地區發起軍事進攻，將荊州都督區的轄境擴張至北抵魯陽，西至秦嶺，南達漢水—桐柏山一線，東到真陽，下轄“都督三荊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王仲荦考定其中的三荊是指荊州、東荊州與南荊州，二郢是指西郢州和治安貴之北郢州。此後直至西魏大統十四年侯景之亂爆發前，北魏、西魏與蕭梁在這一地區基本上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界線。

北魏永熙三年孝武帝元修與高歡決裂，後兵敗入關投奔宇文泰，北魏正式分裂爲東、西二魏。同年九月，坐鎮荊州的賀拔勝留長史元穎守城，自率兵馬向關中進發援助孝武帝，結果被東魏大將侯景擊敗，只得南奔蕭梁。

賀拔勝奔梁後，魏孝武帝又以獨孤信爲都督三荊州諸軍事、東南道行台、荊州刺史，期以收複荊州。十一月，獨孤信以不滿千人的軍力攻克穰城、陣斬東魏荊州刺史辛纂，重奪三荊。但不久後，東魏複遣侯景和高敖曹率軍逼近荊州，獨孤信自知不敵，也率部棄城奔梁，荊州落入東魏手中。

西魏政權建立之初就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正東方向上的潼關和東南方向上的荊州都被東魏攻占。爲了挽救危局，宇文泰親率主力反擊，通過弘農、小關和沙苑三次戰役的勝利扭轉了不利局面。沙苑之役後，東魏河南諸州兵力空虛，西魏乘勝發起反攻並奪回荊州。

荊州之地對西魏政權而言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主要表現在攻、守兩個方面。與北魏以荊州作爲洛陽的南面屏障不同，荊州對于立足于關中的西魏王朝來說，主要是防範從武關道來犯之敵。武關道是從襄陽、南陽地區經商洛、藍田至關中的一條重要通道，秦末劉邦的起義軍就是經由此道繞過了函谷關進入關中，最終攻克鹹陽、滅亡秦朝。

大統三年高歡兵分三路討伐關中時，其中南路一軍就是由高敖曹帶領，從荊州前往商洛，意欲走武關道進入關中地區。荊州是武關道上的咽喉之地，西魏通過扼守荊州就能有效減輕來自武關道的軍事壓力，集中力量防守潼關和蒲阪。

在進攻方面，西魏荊州都督區可以視作一個深入東魏和南朝之間的三面對敵的突出部：由此向北可走三鴉路直驅洛陽，從南路征討或牽制東魏。北周保定四年北周三路伐齊中的一路，便是權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荊襄攻齊豫州。向東則可出魯陽關威脅東魏淮北之地。向南可經宛郢道進攻南朝雍、荊、郢、司之地，這一點也體現在了後來西魏侵梁的過程中。正因如此，大統六年東魏曾再次嘗試攻取荊州，結果失敗。自此以後，西魏一直牢牢地控制著荊州並設立荊州都督區。

自大統六年東魏入侵荊州未果至大統十五年西魏侵梁前，西魏荊州都督區的轄境範圍基本上穩定在十二至十五州之間。大統六年後首先出任西魏都督荊州諸軍事的是長孫儉，其督州範圍見《周柱國大將軍長孫（拓跋）儉神道碑》雲“（大統）六年，以公爲使持節、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平、信、江、隨、郢、淅一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台仆射”，較北魏賀拔勝時期的荊州都督區多了襄、平、信、江、隨、淅六州，少了郢州。

據《北周地理志》考，此襄州治赭陽，平州治湖陽，隨州治隨縣，淅州治南鄉，江州、信州無考。根據《周書·文帝紀》與《隋書·地理志》的相關記載判斷，治湖陽之平州當是南平州，後改爲升州。江州治甑山，後改爲沔州。然而，西魏治隨縣之隨州是在大統十五年後楊忠攻占梁朝隨郡後才設立的。

西魏信州治白帝城，在西魏廢帝二年尉遲迥伐蜀前屬蕭梁領地。江州，按其治所甑山的地理位置看，西魏侵梁前也應該屬于蕭梁。故隨、信、江三州當時並不應該在西魏荊州都督區的轄境內，可能是寄治或者遙領，並無實土。缺少的郢州應該是治真陽之郢州，此時位于東魏境內。

荊州大總管的成立正與侯景之亂後西魏侵並梁土直接相關。大統十三年，東魏河南道大行台侯景先是叛投西魏，後又轉而投奔蕭梁。西魏一度占據了東魏颍州以西以北的河南地區大片領土，但大統十四年之後東魏開始反擊，逐步收複了西魏攻占的河南諸州，到大統十五年雙方的邊界線也基本恢複原位。梁太清二年侯景複起兵叛梁，于同年十月攻入建康、圍梁武帝于台城。蕭梁各路“勤王之師”相繼奔赴建康救援，其在長江中上遊地區的防禦力量出現空虛。同時蕭梁內部也發生了嚴重的權力鬥爭，這對東進無果的西魏來說無疑是向南開疆拓土的大好時機。

楊忠定漢東與于謹平江陵。西魏大統十五年十一月，坐鎮襄陽的南梁嶽陽王蕭詧因梁將柳仲禮的進逼而向西魏請求援軍。原本就有意經略江漢的宇文泰立即抓住時機，遣開府楊忠率軍襲擊柳仲禮以救蕭詧。第二年，楊忠先是攻取梁下溠城和隨郡，接著又在漴頭一戰中大敗梁軍主力並俘虜柳仲禮，蕭梁在漢東地區的軍事力量喪失殆盡。楊忠又陸續攻下安陸、竟陵等地，迫使蕭繹不得不質子求和，雙方約定以石城、安陸爲界，“漢東之地盡入于魏”。大統十七年正月，據守汝南的梁邵陵王蕭綸圖謀借助北齊之力收複安陸。于是，宇文泰再次派遣楊忠率軍南下，不久便攻克汝南城、俘殺蕭綸。

梁承聖元年十一月，蕭繹在收複建康、平定侯景之後于江陵稱帝，即梁元帝，蕭梁內部局勢得以暫時穩定。但梁元帝面對的卻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外部形勢：漢水以東的安陸、竟陵等地已陷于西魏，北面武甯以北的雍州之地又因蕭詧附魏實爲西魏所控制，西面的巴蜀地區在承聖二年八月被西魏尉遲迥攻占，江陵政權在東、西、北三個方向上的屏障全部丟失。

岌岌可危的江陵政權自然引起了西魏統治者宇文泰的觊觎。西魏恭帝元年十月，宇文泰以梁元帝蕭繹輕慢西魏使者及要求重新劃定疆界爲借口，遣柱國于謹帶領宇文護、楊忠、韋孝寬等將率軍五萬奔襲江陵，並于其年十一月攻克江陵城、俘殺蕭繹，滅亡梁元帝江陵政權。

總管制度在荊襄地區的建立。長孫儉自大統十五年至北周保定年間屢次擔任荊州都督、荊州總管之職，根據其《周書》《北史》本傳和《長孫儉碑》的記載，能夠大致勾勒出從荊州都督區到荊州總管區的演變擴張過程。《長孫儉碑》雲：“其年（大統十六年），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余官如故”。魯西奇認爲此時長孫儉的督州數由原十五州加上三十六州，達到了五十一州。但這一解讀是存在問題的，碑文中的“加都督”並不能理解爲在原基礎上另加，而指的就是總數。

因爲在這段碑文後又出現了“（廢帝）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之語，若“加都督”表示另加之意，則長孫儉的督州數高達一百余州，明顯有悖于實情。因此，大統十六年時長孫儉的督州數應當就是三十六州而非五十一州。大統十五年末蕭詧歸附西魏，十六年初楊忠攻取蕭梁漢東之地，此“南道三十六州”的範圍應該是在原荊州都督區基礎上並入了新占漢東地區。因此，大統十六年荊州都督區的範圍比原來增加了一倍多。

值得注意的是，大統十六年長孫儉是以東南道行台仆射的頭銜加督至三十六州，可見此時西魏在荊襄地區實行的軍政制度已悄然從都督制轉變爲都督—行台並行制，行台仆射作爲代表中央的臨時軍政長官，相比都督有更高的威望和更大的權力。面對突然擴大的轄境，行台制比都督制更高效、更便于管理。

但長孫儉的東南道行台仆射身份畢竟是出于戰時的需要，具有臨時性和短暫性。在西魏與蕭繹議定邊界、戰事稍止後，荊州都督區的轄境又重新回到了十余州的範圍。大統十六年至十七年任荊州都督的泉仲遵“複爲三荊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此時荊州都督不再統轄漢東地區，統轄範圍縮減至十三州。

到了廢帝二年，荊州都督區的轄境範圍再度加到三十余州，《北史·長孫嵩附長孫儉傳》載：“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荊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此時西魏已經開始爲征討梁元帝蕭繹的江陵政權做准備了，長孫儉長期坐鎮荊州，又向宇文泰進獻了攻取江陵的策略，所以被授予東南道大都督之職，複領荊、襄等三十三州諸軍事。

需要注意的是，此“荊襄等三十三州”的襄州是指治赭陽之襄州，而不是治襄陽之襄州，與後來荊州大總管時期的“總管荊襄等五十二州”不同。襄陽在當時仍然是蕭詧雍州的治所，至恭帝元年雍州才改爲襄州。而長孫儉的“東南道大都督”之職雖亦有都督之稱，但更像是爲了區別于此前的都督諸州諸軍事稱號，以更高的頭銜統領三十三州的軍政事務。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當時都督制的衰落及都督地位的下降。

西魏攻占江陵、滅亡梁元帝政權後，一度控制了蕭梁長江以南的部分地區。西魏立蕭詧爲梁主並將其從襄陽遷至江陵，並設江陵防主以防備和監視蕭詧。蕭詧被迫遷至江陵一城後，曾作賦悔恨道“昔方千而畿甸，今七裏而磐萦”，可見他實際上已經成爲了徒有虛名、任人擺布的傀儡。所以，經此一役，西魏實際上將蕭詧的屬地也吞爲己有，從而占據了以襄陽和江陵爲中心的荊襄大部分地區。

但南朝勢力並不會坐視江陵的失陷，時任梁湘州刺史王琳遣將侯平進攻蕭詧，又屯兵長沙，被南朝衆督守推舉爲盟主，大有舉兵反攻之勢。同時北齊也以援救梁元帝蕭繹爲由，發兵攻向西魏安州，途中偵知江陵已破，即留將慕容俨入據蕭梁郢州，威脅著西魏漢東地區的安全。從宏觀視角來看，西魏的統治中心在關中，隴右是關隴政權的大後方，而荊襄則是拱衛關中的東南屏障和爭霸天下的前沿基地。因此，西魏在攻克江陵的首要任務是鞏固地方防衛、加強鎮撫力度，以防止荊襄地區得而複失。

北魏末至北周初，荊襄地區的軍政格局變化在領土上表現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北魏時期以荊州爲中心包含漢水以北七州的軍政區開始建立。第二階段是大統十五年以前，西魏繼承和鞏固了原北魏的軍政區建置，並將轄州數調整爲十二至十五州。第三階段是大統十五年後西魏通過一系列的軍事吞並，將原軍政區範圍拓至長江以北、武昌以西，轄州數猛增至五十余州。在軍政制度上的變化主要是：大統十五年以前實行都督制，大統十五年後的南征期間一度實行了行台—都督並行的軍政制度。

但最終宇文氏政權還是在北周孝闵帝元年之前，另創總管制度取代了都督制和行台制，作爲荊襄地區的最高軍政制度。自西魏滅江陵政權後，長江以北、武昌以西包括了荊州、襄州、安州、江陵等五十余州的荊襄地區在軍政區劃和軍政制度上迎來了統一，這種統一的軍政格局一直持續到北周保定二年荊州大總管區的分裂，而總管制度作爲荊襄地區的軍政制度則遲至隋大業年間才被廢止。

1、《魏書》卷7《高祖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2、［南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第34卷，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3、《魏書》卷80《賀拔勝傳》。

4、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5、《北齊書》卷21《高幹附弟昂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

6、《資治通鑒》卷169《陳紀三》，陳文帝天嘉五年十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7、南陽地區交通志編纂委員會編：《南陽地區交通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8、參見施和金：《北齊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