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民族大融合的一個爆發時期。多年的民族遷徙給各民族之間的音樂文化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曆史條件，民族融合、民族團結的意識思想不斷加強。其在音樂上采用了“戎華兼采”的原則，形成了曆史上獨具一格的音樂文化風格。
從樂舞的發展角度來講，西涼樂在中國古代樂舞史上的延續時間較長，對中國古代樂舞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對隋唐時期的歌舞伎樂産生了直接的影響。
從樂舞的融合角度來講，西涼樂作爲中國古代民族融合的見證者，其融合與發展是西域地區與中原地區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能夠折射出中國多民族樂舞文化的融合與發展規律，體現出西域地區與中原地區自古以來始終曆史相沿、文化相關、根脈相系、血肉相連的緊密關系。
南北朝時期西涼樂的三大源流關于西涼樂的産生，衆多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例如“中原音樂說”，即西涼樂是中原音樂爲基礎吸收龜茲樂而形成的一種西北民族音樂。再如“龜茲說”，即西涼樂是一種以龜茲樂爲基礎吸收了中原音樂的清商樂形成的一種音樂形式。我個人認爲，這幾種說法都有其道理，但不是很全面。
西涼樂産生的地點位于當時的涼州地區，是古代涼州地區由龜茲音樂與中原舊曲同時結合當地本土音樂融合形成的一種新的音樂形式。西涼樂反映的正是當時民族大融合背景下音樂文化傳播融合的結果，具有音樂文化多元性、民族性。故我個人將西涼樂的起源分爲三大部分：國樂之源，龜茲之源，涼州之源。
國樂之源。中原傳統音樂是西涼樂的主要源流之一。文獻中記載，西涼樂是由“中國舊樂”融合“羌胡之聲”而形成。“羌胡之聲”指西域胡戎之樂，主要爲龜茲樂，大量學者們對西域胡戎音樂進行過研究，忽略了西涼樂中的“中國舊樂”。何爲“中國舊樂”，“中國舊樂”具體指的是什麽，雖然這些在史料中並無記載，但我們可以從考證中得出結論。
我個人認爲“中國舊樂”的主要部分爲清商樂，原因有三點。其一，《舊唐書音樂志》中記載的“中國舊樂”這一名稱可推理出其主體爲清商樂，中國即指的是中原地區，舊爲過去的意思，舊樂指的就是在西涼樂形成之前，也就是魏晉時期的音樂，而在魏晉時期清商樂在中原地區占據主導地位，曹魏政權更是獨愛清商樂。
其二，在西晉滅亡後清商樂分散于中國的南方與北方兩個方向，其中北方的清商樂皆被胡戎取得。前引中記載蓋涼人之所傳，當時涼州地區已經流行起了清商樂。《隋書？音樂志》記載：“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于涼州得之。”因爲西晉的戰亂，清商樂隨著向西的遷徙，在政權相對穩定且沒有很多戰亂的涼州地區得到了一定的保存。
其三，據文獻記載得知，西涼樂在涼州形成時，所使用的樂器裏具有鍾磬。鍾磬樂器在中原樂器的地位極其顯赫，只有宮廷貴族才會出現這種樂器。而前秦苻氏在占據涼州的時候已經具有了鍾磬。根據周代以來的八音分類法，鍾和磬爲兩類樂器，鍾更爲重要些，爲衆樂之首，用于祭祀、朝會等重要禮儀中。磬的地位僅次于鍾，而這兩種重要的中原樂器在前秦苻堅時期便已經出現在西域的涼州地區。
我個人分析所得出在《舊唐書》所記載的“中國舊樂”，最主要的構成部分便是“清商舊樂”。可以得出結論，“中國舊樂”爲西涼樂的源流之一，而“中國舊樂”的主要部分爲清商樂，清商樂爲魏晉中原地區所流行，西晉滅亡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將優秀的中原地區的音樂文化傳入涼州地區。西遷的“中原舊樂”再結合當時涼州地區其他民族的音樂文化，而形成了當時的“秦漢伎”，即“國樂”爲西涼樂的淵流之一。
龜茲之源。西涼樂的另一個主要的淵流之一便是龜茲樂。《隋書音樂志》記載：“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
龜茲，是中國古代西域大國之一，今天新疆庫車便是龜茲國當時的統治領土。龜茲樂是西域諸國音樂中最爲有特色並流行的音樂之一。《新唐書西域傳》記載，龜茲“俗善歌舞”。
苻氏爲前秦國主，于建元十九派大將呂光攻龜茲，從而獲得龜茲樂。呂光割據涼州地區時，將龜茲樂整理與改編，結合其他民族的樂舞，稱其爲“秦漢伎”，即西涼樂的前身。
涼州之源。西涼樂的形成與涼州本土音樂的滋潤息息相關。西涼樂是由“中原舊曲”和“羌胡之聲”共同結合而成。“中原舊樂”爲“清商舊樂”，那何爲“羌胡之聲”。不少學者認爲羌胡之聲即龜茲樂。我個人認爲“羌胡之聲”不能等同于龜茲樂，而是生活在涼州以及西域諸國的音樂，其具有多元化、多民族融合的特點。
羌胡之聲，羌即羌族，胡則泛指當時西域各少數民族，在漢代胡則特指匈奴人。縱觀涼州曆史，早在西周時期，這片土地上就生活著羌族、月氏等多個遊牧民族。秦漢之際，匈奴的崛起使得羌人不得不離開這片土地，祁連山下肥美的牧場成爲了匈奴的天地。多個民族共同生活在涼州地區，其音樂文化必定進行交流，形成涼州的音樂。故“羌胡之聲”應包括涼州本土産生的多民族音樂。
涼州本土所産生的音樂，與“國樂”、龜茲樂等融合産生“秦漢伎”，也就是西涼樂，爲西涼樂的主要淵流之一。
西涼樂體現出的民族融合形態流變體現的民族融合。古代涼州位于現在的甘肅省武威市，自周代到北魏時期，羌族、匈奴、氐族等民族在這裏繁衍生息，長期的雜居使得涼州地區衍生出自己的樂曲。而涼州這個地區是古代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融點。
《資治通鑒》載：“晉永嘉之亂，太常樂工多避地河西。”自永嘉之亂後，北方戰亂不斷，多次的外族入侵導致洛陽出現大規模的饑荒。西晉滅亡，北方成爲胡人的天下，百姓流離失所，導致中原地區大量的的人口遷移。涼州地區因其地理因素，沒有經過戰火的洗禮。
當時有民謠：“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依柱觀。”中原地區人口遷移的路徑主要有兩條，其一是跟隨晉皇室遷往江南地區，其二則是向西遷徙到涼州地區。人口的遷移加速著文化的融合，許多的中原傳統樂舞傳入涼州地區，給西涼樂的産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龜茲樂與中原音樂早在西漢時便開始了初步的交流。漢宣帝時期，龜茲王駱賓娶漢朝弟史公主爲妻，龜茲本是喜好音樂之國，弟史公主嫁人龜茲後親自掌管樂舞機構，推動了龜茲樂舞的發展。
之後绛賓王攜弟史公主入中原地區朝賀漢宣帝，往中原地區帶入了許多龜茲國樂器，而漢宣帝也賜绛賓王“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回龜茲後，绛賓王學習中原禮樂，將漢家音樂納入宮廷。中原音樂傳入龜茲地區，使得龜茲樂進一步發展，爲西涼樂的産生提供了強大的文化支撐。
魏末周初，西涼樂被稱之爲“國伎”，魏太武帝獲西涼樂後，長期處于一個民族大融合的背景，故其不免受到一些其他民族的影響。北魏政權爲鮮卑所創立，當時受鮮卑族影響最爲深刻。
涼州地區早已存在自己的多民族特色音樂，永嘉之亂後華夏音樂傳入涼州，使得涼州地區音樂更加絢麗多彩。呂光戰西域後帶回的以龜茲樂爲代表的西域諸國樂舞，與涼州本土音樂以及華夏音樂形成了“秦漢伎”。北魏太武帝時期，“秦漢伎”被北魏政權所得，挑其精華，成爲北魏宮廷音樂的一部分。經過多年的民族融合，在西涼樂原有基礎上加人了鮮卑樂舞元素。故也不難理解西涼”被稱之爲“國伎”。
縱觀西涼樂在北魏時期整個的形態流變，可以得出結論：西涼樂是多民族融合的結晶，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其不單單是河西地區各族人民的樂舞藝術，更是西域諸民族以及華夏民族的精神財富。西涼樂中包含著漢族、龜茲、羌族、匈奴、鮮卑、月氏等各民族人民的智慧。
使用樂器體現的民族融合。關于西涼樂的使用樂器，《舊唐書》都有記載。西涼樂共使用19件樂器，同時期龜茲樂使用樂器15件。對比《隋書音樂志》中記載的西涼樂使用樂器，兩者共同使用的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笙、箫、筚篥、橫笛、銅钹、貝，共9件。從使用樂器來看，龜茲樂的元素在西涼樂中被大量的使用。
西涼樂使用樂器中的中原華夏樂器，分別爲鍾、磬、彈筝、筝、臥箜篌。周代以來金石鍾磬之樂爲首，漢代以來臥箜篌被視爲“華夏正聲”，這些都在西涼樂中使用。中原華夏樂器在西涼樂中的使用，反過來也印證了“永嘉之亂”後中原伎工流與涼州地區的曆史事實。
當然，在西涼樂中使用的一些樂器，其起源存在爭議，或有些無從考察。箫，中原早在遠古時期便出現石制排箫，《通典》記載箫爲舜時期所制。另《隋書》中也記載了箫出現于各西域音樂中，史料中也有箫出自古波斯的說法。我個人認爲，箫的起源在哪，不可果斷。可能箫起源于中原地區，經曆了西傳後東漸這麽一個過程，黃翔鵬先生稱其爲“回娘家”。也可能箫起源于西域地區。
笛、橫笛，笛又稱爲長笛，竹制，豎吹。橫笛，吹孔與笛不同，爲橫吹。《通典》記載其來源于羌族。而我國發現了距今8000－9000余年的賈湖骨笛。關于這兩種樂器的起源衆多學者說法不一，或出自中原地區，或來源于西域。
齊鼓、檐鼓，只在《隋書》《舊唐書》出現過其名，並無詳細描述，也從未出土過此兩種鼓，故已無從考察。
西涼樂中所使用樂器主要來自西域地區與中原華夏地區兩部分，而來自西域地區的樂器主要是以龜茲樂器爲主，其余西域樂器不可考證，或爲涼州地區常年民族融合所形成。中原樂器以鍾磬樂器爲主，金石之樂，華夏正聲，皆與西域樂器同奏。中原華夏之美與西域異域風情融合，共同打造出西涼樂的閑雅之音。
結語正如著名音樂學家黃翔鵬先生所認爲的，音樂傳統文化猶如河流永遠未曾停止過流動。各民族之間跨越國家、跨越地區不斷互相吸收、融合，涓涓細流可彙集成長江大河。西涼樂中不僅少數民族吸收漢族的樂舞文化，漢族同時也吸收少數民族的優秀樂舞文化，反映出了民族文化的雙向性與複雜性，也反映出了中華傳統文化包容萬象的內涵，更反映出了中國自古各民族便已經開始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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