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多中古時期入華的粟特人中，安祿山的名字無疑是最爲響亮的，他身上的粟特印記已經得到了詳盡的闡釋。榮新江在深入研究安祿山叛亂的背景時，揭示了營州可能存在一個粟特聚落的情況。尤其是在討論唐代對東北的經略時，學者們也普遍考慮到了營州粟特人的存在。

然而，這一論斷仍有待完善。例如，這些粟特人究竟是從何而來，何時到達東北亞，以及他們最終的命運如何，這些問題雖然超出了安祿山叛亂的範疇，但對于理解絲綢之路在東北亞的文化交流過程仍具有重要意義。

蔡鴻生先生對粟特人在東方的聚落類型進行了劃分，包括“移植型聚落”、“歸化型聚落”以及“突厥化聚落”。這些分類爲我們理解粟特人在不同地域的文化適應和融入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奈何受限于曆史材料的不足和曆史的模糊性，我們難以完全還原這些粟特人的遷徙曆程和生活面貌。

那麽，營州粟特人的聚居形式究竟屬于哪一種，或者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種獨特的模式，值得人們去思考探究。

安祿山的事迹已經表明至遲在唐玄宗時期，幽營地區就已經有了粟特人活動的痕迹。不過從世文傳獻和考古資料兩個方面，都表明粟特人不晚于西晉末年可能就已經來到遼海地區。

十六國時期的北中國先後出現了多個鮮卑人政權，而一位來自遼東的胡人安同，其家族就先後效力過慕容鮮卑的後燕與拓跋鮮卑的北魏，其本人則跻身于北魏的開國元勳“八公”之列。

《魏書》認爲安同是漢代安息王世子安世高的後裔，唐長孺指出安世高是漢末名僧，出家爲僧就不大可能有直系後裔，《安同傳》這一世系當是僞托。榮新江則認爲不僅安世高是安同祖先這一說法系入華粟特商人僞托顯赫的安息王子，其後武威安氏不斷建構的包含安世高、安同直到軒轅黃帝的世系也是僞托。但“安息王侍子”表明至少《魏書》認爲安同一族出自西域胡人，這有助于將安同家族認定爲粟特人。

與不可靠的安世高相比，本傳談到安同先祖“曆魏至晉，避亂遼東”的過往更爲可信。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懿攻克襄平後，“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殺之”。如果安同家族在此前遷入遼東，必然受此影響，本傳中不應漏記，所以推測他們遷入遼東是在景初二年之後，其中“避亂”應指西晉末年的亂世。

景初二年下距慕容暐登基的建熙元年已逾百年，推測到安屈出仕時，安氏遷入遼東至少經曆了四代人。慕容鮮卑定居遼西也是在“宣帝伐公孫”之後，不知安氏家族與慕容鮮卑産生關聯是否更早。

安屈爲前燕慕容暐時的殿中郎將，張金龍指出前燕的禁衛武官制度較爲複雜，有漢代的郎將，也有魏晉以來的護軍，而“殿中”的所處如果以東漢爲例當在禁中之外，“殿中郎將”雖然位置不在禁廷之中，但仍然是君主周邊重要的保衛力量，仍可將其視爲一名“禁衛武官”，則安屈應該是較受慕容燕信賴的將領。

安屈在慕容暐時入仕，且任職殿中，不知是否卷入過慕容暐時期的政治鬥爭，存此備考。前燕滅亡後，安同依附于父親的友人公孫眷，漢魏之際遼東有遼西令支的公孫瓒和遼東襄平的公孫度兩支公孫氏。

公孫瓒早年的主要活動就是與烏桓、鮮卑作戰，而遼東公孫氏經曆過司馬懿的屠戮，故推測公孫眷是遼西公孫氏的後人的可能性稍大。“遼東胡人”安屈加入活動于遼西一帶的鮮卑慕容燕政權，應當與前燕曾有過將遼東等地的人口向其位于遼西的首都棘城、龍城遷徙有關。從安同因善于經商爲拓跋珪擢用來看，這一家族早先應該是通過經商活動到了遼東地區。

北魏登國元年、二年，安同曾代表拓跋珪向後燕慕容垂請求援兵以在拓跋部汗位繼承戰爭中對抗窟咄、劉顯，安同代表亡奔賀蘭部的拓跋珪向後燕求得援兵，故“太祖班賜功臣，同以使功居多”。第一次與安同一同出使的還有長孫賀，此人《魏書》失載，應與其後來亡奔窟咄有關，但可以推測是代國時期長孫氏的成員。安同能從後燕求得援兵，除了其個人能力，應該還與其父在前燕任職，可能與慕容鮮卑內部有舊關系可以利用，這也可能是拓跋珪安排他這樣一個外族人擔任出使重任的原因。

安同兩次出使都被冠以“行人”之名，從其之前“隨眷商販”來看，推測這表示他在當時並不是拓跋部的部落成員，而是以一種相對個人化的角色侍奉拓跋珪。“行人”也可能具體地就是指安同當時還具有的商人身份。

安同並不再像他的父親一樣擔任武將，起碼其在代國政治中一開始扮演的角色並不是如此。安同得爲史籍所載，應該是因爲他在明元帝時期與長孫嵩等人聽理民訟，時稱“八公”有關。八公之中，長孫嵩、叔孫建、拓跋屈爲宗室成員，嵇拔、奚斤、王建出身與拓跋部關系密切的代北鮮卑、烏丸部落，安同爲遼東胡人、崔宏出身清河崔氏，相比其他六人與代北拓跋部關系疏離。

不同于幫助拓跋部進行國家制度建設的漢人崔宏，安同成爲八公應該是利用“詣绛督租”獲得的信息獻計柴壁之戰，以及清河王紹之亂時“收合百工伎巧”擁戴明元帝，但兩次關鍵行動中安同也並未領軍。

明元帝時安同與賀護宣慰山胡、丁零，也是一種出使工作的延續。安同晚年“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爲百姓所苦”，這個時候還沒有到北魏大規模流行佛教的時期，可能是西域崇尚佛教的習俗。營商、出使、經營家産等方面，都說明安同一家爲拓跋政權提供的是後勤與外交服務，這與胡商善于貿易、通曉語言的特性倒是一致。但是很遺憾今天流傳的《八公圖》只剩六人，丟失的兩人畫像很可能包含安同，使我們難以看到唐人眼中的安同，究竟是不是一個高鼻深目的西域來客。

隨著西晉末年中原政權對東北邊疆控制力的減弱和鮮卑各部南下，營州地區的族群政治生態發生了變化。到隋唐時期，營州地區的部族以靺鞨、契丹、奚等族爲土著。在這裏生活的粟特人，與這些土著部族有較爲緊密的聯系。

爲石世則所擁戴的靺鞨突地稽，並非一般的酋帥，早在隋末便已歸附，被授予遼西太守，在營州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武德四年三月突地稽便已歸附唐朝，被授予燕州總管。而被石世則擒獲的晉文衍，此前是隋留守涿郡之虎贲郎將，與同爲虎贲郎將的羅藝曾是同僚。

武德三年自任幽州總管的羅藝歸附唐朝，武德四年三月突地稽降唐，武德四年六月石世則執晉文衍，武德四年七月以後劉黑闼在洺州舉事，羅藝與突地稽都曾與之作戰，而且也見不到後來唐朝出兵平定石世則的記錄。

此外，羅藝此前自立時任命的營州總管是鄧暠而非晉文衍。或許可以推測晉文衍當時並不是唐朝陣營的總管，很可能是自立或與羅藝對峙高開道所置，推測可能晉文衍不滿于淪爲昔日同僚羅藝的下屬，故而自立門戶，只是很快就被當地人石世則推翻。

“營州人石世則”只具備姓氏屬于昭武九姓的特征，從其名字、行爲皆看不出與粟特的聯系。從他出身營州和擁戴突地稽爲主這兩點上可以看出，石世則在政治派系上選擇與突地稽這一支營州靺鞨人站在一起，而且很可能是這位前營州地區最高長官的屬下或者部衆。

石世則這種利用在當地影響力煽動叛亂、推翻當地政權建立唐朝直接統治的方式，與遠在河西的武威安氏家族十分相似。安氏是“涼州豪望，世爲民夷所附，故使之集諸胡”。幫助李軌起兵反隋，控制涼州。而隨著隋末群雄勢力的變化，安氏兄弟又倒向李淵，對李軌重施故技，“引諸胡衆起兵圖軌”，成爲李唐平定河西的最大功臣。

石世則與安修仁在當地舉兵的情形是十分相似的，雖然隋末地方豪強舉兵割據之事屢見不鮮，但石、安二人兼具昭武九姓特征，且其舉兵之地地處邊境，又明確有非漢族族群參與，故而似乎可以做這樣一種假設：石世則是隋末居住在營州的粟特人中的一員，而且很可能是能將大家動員起來的頭面人物。

當然營州比涼州距離中亞更遠，而且不在從中亞前往帝都長安的節點上，這裏的粟特人達不到“諸胡種落繁盛”的程度，這也是石世則舉兵後要奉突地稽爲主而不是直接像安氏兄弟那樣控制住局面的原因之一。這似乎可以表明此時營州粟特人的力量還很弱小，在當地的影響力不如別的族群，因此其反叛活動是與其他族群一同進行的。

這些粟特人來到營州的方法，最有可能就是通過商隊。之所以將石世則等人推定爲與靺鞨關系親善的粟特商人群體，還可以從渤海國發現的粟特人活動痕迹得知。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州出土了卑路斯和瓦弗蘭五世時代的薩珊銀幣仿制品，以及背面有粟特或伊朗語銘文的銅鏡，表明黑龍江流域在那已時與中亞建立了商業聯系。

濱海邊疆區一處渤海人的城鎮遺址旁發現了毗鄰而居的粟特人村落遺址。濱海邊疆區的新戈爾傑耶夫斯科耶村落遺址的一處居民區，俄國學者們認爲很可能是粟特商業移民的據點。營州道是中亞出發的粟特商隊到達黑龍江流域的必經之路，故而推測這裏也有可能留下粟特商人的移民據點。

隨著靺鞨人在營州之亂後大批退出營州，進入松花江流域並建立渤海國，原先就在營州與靺鞨人來往密切的許多粟特人也就此進入了渤海國發展。安祿山爲積聚反叛力量“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每歲輸異方珍貨百萬數”，這其中可能也包含了渤海國境內的粟特商人。

渤海派往日本的使節中的安寶貴、史杜蒙等人都是昭武九姓，有學者認爲他們可能是粟特人，並進一步指出從渤海大使史都蒙的名字中帶渤海人慣用的“蒙”字，獲得渤海封爵“開國男”，能爲日本天皇演示渤海騎射與樂舞來看，此人已較高程度地爲渤海主流社會所接受，表明渤海國時期許多粟特人已完成了在地化過程，甚至也能獲得爵位，成爲統治階層的一部分。

除去靺鞨，契丹也是營州周邊的重要勢力，到達營州的粟特人也不免與契丹産生種種聯系，除去安祿山代表唐朝討伐契丹的敵對關系外，粟特人也有與契丹共生的一面。

李懷仙大概因爲是安史之亂後“河朔三鎮”中幽州的第一位節度使而新舊《唐書》中均有傳。因李懷仙之姓名中沒有昭武九姓或祆教因素，也沒有他的家族婚姻系譜，對其出身的介紹只有“柳城胡”三字。自陳寅恪先生將李懷仙認定爲粟特胡人論證河北胡化後，此說一直爲學界采用。近年來尹勇認爲李懷仙應是雜有胡人血胤之奚族，與李寶臣一樣世居範陽城旁，稱其爲“胡”可能是具有胡人高鼻深目的體貌特征。

同出幽營地區的蕃將契丹李光弼、奚族李臣、高麗李正己等人的出身都有記錄，而在安史之亂“排胡”的大背景下，史臣將李懷仙的出身記爲“柳城胡人”，令人想起安祿山的“營州雜胡”，應該是當時人根據叛軍內部的族屬結構等。

史籍並未記載獻上史朝義首級，象征大亂結束的李懷仙如李寶臣一樣享受過賜姓名的殊榮，那麽很可能其本就姓李。而契丹部落許多酋長都已得賜國姓，或許“世事契丹”的李懷仙也便以此爲姓了。自武周時期契丹李盡忠反叛之後，唐朝在開元四年才重建了對營州的統治，但至天寶末年契丹依然一直叛降不定。

李懷仙在叛亂開始時是“裨將”，這應當與他天寶末年在唐朝邊軍中的級別是相近的，在“武皇開邊意未已”的玄宗朝，並不缺乏軍功升遷的機會，所以李懷仙應該比較晚才降唐，至少應該不是像安祿山那樣開元末年就加入邊軍之中。

李懷仙的族群身份、家族世系簡略，當有原因。李懷仙大曆三年死于兵亂，是廣德元年降唐的四位軍閥中第一個死亡的，其家族並未在幽州鎮世襲，當地恐無廟祠、碑刻予以銘記。而李懷仙又與同樣未得世襲的薛嵩不同，薛嵩祖薛仁貴、父薛楚玉皆是名將，死後其子薛平入朝，其家族具有爲自己制作完備家譜的能力並將其遞入長安官方記載的機會。李懷仙則先世事迹不詳，本人文化程度又不高，其後人又沒有制作相對詳細的譜牒，才使得其早期事迹如此缺失。

便要稍稍涉及族群身份的認同。李懷仙樣貌類胡，則其先世必定是流寓此地的西域胡人，而最有可能的就是粟特商人。即使到李懷仙這一代他已不了解自己的身世，自以爲與奚族李寶臣一般是土生土長的兩蕃健兒，安祿山視其爲兩蕃曳落河而收爲裨將，在自認和他認兩方面均未將其視作粟特人。但這樣的身世仍可證明曾經有粟特人到達過營州，在當地繁衍數代，並效力于當地的土著族群。李懷仙不被當時人目爲粟特人，也可證明粟特人爲契丹或奚漸漸同化。李懷仙“善騎射有智數”，而沒有安史二人“解九番語”的本事，這可能也是因爲世事契丹久在行伍而失去了粟特人善商逐利的特性。

如果我們將某一地粟特人作爲研究主體，那麽必然需要勾勒他們的前世今生。以營州爲例，除了安祿山一度有可能建立獨立政權外，營州粟特人要在各大政治族群間轉閃騰挪。這使得此處的粟特人在這種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下會有各不相同的政治選擇，進而會影響他們的生存狀態。

由此推開，任何一個移民群體可能都有這樣的發展軌迹，在其政治力量強大的時期可以自成一系，甚至對周邊産生影響，隨著其政治力量的消散則要受周邊的制約與同化。即使塔裏木盆地的粟特人，也並不是一直能維持自己的粟特面貌，甚至澤拉夫尚河流域的粟特城邦，最終也走向了伊斯蘭化與突厥化的結果。

相比于絲綢之路上的敦煌，遼西走廊上的朝陽的曆史地位就長期被人忽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遼西缺少像藏經洞那樣舉世矚目的發現。營州的粟特人因爲來源複雜，到達時間不一，並沒有形成粟特色彩濃厚的“移植型聚落”或“突厥化聚落”，許多粟特人以相當個體的方式效力于唐朝邊軍。

也有許多粟特人在被同化日久的情形下，生活于東北的各蕃族部落之中，逐漸失去了對遙遠故鄉的記憶。大部分營州粟特人因安史之亂而走入了人們的視野，又因叛亂從遼西消失。今天留給我們的，只剩朝陽、赤峰出土的唐代金銀器和留存于傳世史籍中模糊的“營州雜胡”稱謂，訴說著這些人群曾經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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