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 4月 7日，在上海南彙縣（現南彙區）固浦鎮漁潭鄉一戶家道殷實的傅姓人家裏，一個男孩出生了。因其哭聲震天，長輩爲他取名爲雷，又根據《孟子》“一怒而天下安”之句，以怒安爲其字。大發雷霆謂之怒，名與字相得益彰。
1912年，傳雷四歲，父親傅鵬飛受人誣害，蒙冤入獄。母親李欲振忙于營救丈夫，無暇照料家庭，年幼的三個弟妹相繼夭折。後經傅雷母親多方奔走，父親三個月後終得出獄，但不久就在郁悶中病故，年僅24 歲。
一年之中，丈夫和三個孩子相繼去世，使當時也只有24歲的母親終日愁容滿面。母親性情剛烈，常以報仇爲念。她決心要好好培養傅雷，終身不再嫁，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傳雷身上。
傅家雖有四百多畝土地，但無力耕種，也不會管理，母親只好請賬房陸先生照料，雇人種地。傳雷七歲時，她便爲兒子請來私塾先生。盡管不識字，可每到晚間，她叫傳雷背書，何處背錯、何處背漏，她居然都聽得出來。
一次，傳雷在外玩耍時間過長，母親差點把他扔河裏；他成績不佳，母親曾滴熱蠟燭燙他肚皮 傳雷從小受到母親嚴厲的管教，漸漸養成了嚴謹的作風，做事認真，從不草率姑且，同時也養成了他孤傲、叛逆、暴躁的性格。
鄉村落後閉塞，不僅在生活上有諸多不便，更不利于孩子的學業。傳雷11歲時，母親便帶他搬到南彙縣周浦鎮東大街，送他進入周浦鎮小學學習。他們租住的房子傳說經常鬧鬼，別人都不敢住，母親並不懼怕，帶著傳雷住了下來。
第二年，母親又把兒子送到繁華的大上海。傳雷考入了南洋中學附小四年級。離開管教嚴厲的母親，周圍又有一群活潑好動的夥伴，傳雷又故態複萌，在南洋中學附小只待了一年多，就因“頑劣”被校方開除了。
1921年，傳雷以同等學力考入上海徐彙公學（即徐彙中學）念初中。這是一所教會學校，校長由意大利神甫擔任，教授法語。學校的制度很嚴格，時間安排得非常緊湊，每一個活動環節都在監學督促之下進行。
吃飯時間結束，監學小鈴一搖，沒有吃完也得趕緊去排隊上操場。晚上自修到9點鍾，熄燈睡覺。上床後，先把帳子挂好，然後把木棍壓在帳子外邊。早上醒來頭一件事就是把木棍放在地上。監學一看棍子在地，就知道你已經醒了
該校學生都得住校，一個月只許回家一次，每次都要由家長填寫卡片後親自來領，才能離校。上午8點走，下午5點必須返校。住讀在這樣一所教會學校，傳雷非常不適應。
他在班上顯得很“特別”，他只和談得來的同學交往，雖然誠懇、豪爽，但若遇一言不合，也經常爭吵不休，甚至動手動腳。哪怕是老師，只要與他意見不同，也要與之爭論，不得到對方的認同，他就不肯罷休。
他不喜歡數學。有一次考數學，他計算到一半，就將鋼筆尖用力往課桌上一戳，把沒有做完的考卷交了上去。教會學校裏都得念《聖經》，傳雷對此很反感。他用激烈的言辭公開反對宗教信仰。因此，初中未畢業，他又被學校開除了。
傳雷離開徐彙公學後，于1924年以同等學力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讀高中。這裏學的是英文。很偶然，在學校的壁報上，他看到一位名叫雷垣的同學寫的作文談到自己的身世，竟與他格外相似。他打聽到雷垣的宿舍，上門求訪。兩人一見如故。
傳雷學的是文科，雷垣是理科的學生。文理科學生的宿舍本來是夯開的，傳雷爲了能與雷垣有更多交心的機會，便從文科搬到了理科，與雷垣住在一起。相同的身世，使他們結爲知己。
不過才幾天，雷垣便領略了傳雷的脾氣。一遇見解不同，傳雷就會激動起來，臉紅脖子粗。翌日醒來，傳雷的怒氣早已煙消雲散，就會向雷垣連連道歉。雷垣很喜歡他直如竹簡、純如水晶、急如燃眉、熱情似熾的脾氣。
1925年，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傳雷目睹了帝國主義者屠殺同胞，同學和友人遭到巡捕毒打的情景。他和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示威遊行，演講呐喊，控訴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血腥暴行，激發民衆的愛國熱情。
第二年春，在北伐勝利消息的鼓舞下，他與同學姚之訓等帶頭參加反學閥運動。大同附中的校董吳稚晖爲了壓制風潮，串通租界巡捕房，下令逮捕學生。在運動中特別積極的傳雷被傳爲是共産黨，受到校方的威脅恐嚇。
傳雷母親聞訊後，爲了兒子的安全，當即趕來，強令傳雷隨自己返鄉躲避。此後，傳雷再沒有回大同附中繼續上學。他在老家寫了短篇小說《回憶的一幕》，發表于1927年1月《小說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後，傳雷以同等學力考入上海持志大學讀一年級。
寡母愛子心切，所做一切理所當然。難能可貴的是，傅母眼光遠大、心胸開闊。她變賣家産，准備送獨子自費留學法國。出國前，在大人的操辦下，傅雷與小他五歲的遠房表妹朱梅福訂了婚。
朱梅福出身書香門第，端莊秀麗，性情隨和，才華出衆。她先在上海教會學校裨文女校念初中，後升入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她懂英文，會彈鋼琴。所以這樁看似包辦的婚姻，實則青梅竹馬，彼此早已情投意合，只是心照不宣。
1927年12月31日，母親和朱梅福等都來黃浦江碼頭送別傳雷。傳雷答應朱梅福，說一定會經常給她寫信，並請她多照顧自己的母親，替自己盡孝。
盡管傳雷在徐彙公學念過三年法文，但畢竟粗淺。他帶著《法語初級讀本》上船，准備臨時抱佛腳。船過西貢，上來一位法語非常好的越南青年。傳雷便拜他爲師，每日授法語一小時。一個多月後，當船抵法國馬賽時，傳雷已經會用法語進行一般會話了。
到了巴黎，傳雷一邊請私人教師補習法文，一邊隨時隨地向熱情的房東老太太學習會話。于是私人教師管讀本與文法，房東太太管會話與發音。半年以後，聰明過人的傳雷很快就過了語言關。
接著，傳雷入巴黎大學學習文科，同時又到盧佛美術史學校聽課，專攻美術理論和藝術評論。當他開始深入鑽研法國的文學和藝術時，很快表現出了極高的天賦。同時，他在生活上也逐漸融入了法國社會，言談舉止表現出了藝術家的氣質。
當傳雷讀到羅曼·羅蘭的著作《貝多芬》時，頓時猶如感受到了神的光照，心靈的創傷受到了撫慰，全身充滿了生命的激情，他感動得嚎啕大哭，發誓要將《貝多芬》譯成中文，把自己所受的恩澤轉贈給中國的讀者。
聰穎勤奮的傳雷引起了一個叫瑪德琳的法國女孩的關注。她金發碧眼，身材苗條，熱情似火。她不僅會彈會唱，而且懂得繪畫，更喜歡探討藝術。當她與傅雷在一起時，兩人總有聊不完的話題。不斷的探討與爭論，讓兩人的心靈碰撞出了火花。
雖然傳雷愛朱梅福的心沒有變，依然每月一封信寄往遠方的未婚妻，但終究敵不過眼前瑪德琳猛烈的愛情攻勢，他的心理天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他也瑪德琳共浴愛河，形影不離。爲此，傅雷寫了封很長的信給母親，表示要退婚。信寫好後，卻沒有勇氣寄出。
那時劉海粟正在歐洲遊學、考察，傳雷多次爲他擔任口譯。劉海粟年長傳雷12歲，因藝術理念接近，兩人結爲摯友。傳雷請劉海粟代爲寄信。但是幾個月後，傳雷發現瑪德琳同時交往幾個男朋友。他無法接受女友的隨性、開放，兩人黯然分手。
失戀加上對故鄉親人的歉疚，雙重痛苦煎熬著傳雷的心靈，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劉海粟去看他時，告訴他，那封信他並沒有寄出。傳雷先是大喜，繼之痛哭失聲： “我畢竟是寫了這封信的！我對不住她們！ ”
之後他全心投入學習，並嘗試翻譯工作。1929年，他在遊曆瑞士時，在萊芒湖畔翻譯了《聖揚喬而夫的傳說》，這篇文章載于次年出版的《華胥社文藝論集》。這是他最初發表的譯作。1929年9月，返回巴黎後，他開始翻譯丹納《藝術論》第1編第1章，並撰寫《譯者弁言》。
傳雷身在歐洲，心系祖國。1931年春，他應“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邀請訪問意大利時，在羅馬發表了題爲《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北洋軍閥鬥爭的意義》的著名講演，猛烈抨擊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
是年秋天，傳雷結束了四年留法學業，與劉海粟同船回到上海，借住在劉家。劉海粟當時擔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應劉海粟邀請，傳雷擔任美專辦公室主任，兼授美術史和法文，同時開始致力于法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工作。
傳雷待人十分真誠，但性格剛烈，耿直暴躁。當時劉海粟還聘請在北平美術專科學校任教的俞劍華先生來校兼課。劉海粟考慮到學生們不太了解俞劍華，就讓人在學校長廊裏挂上俞劍華的繪畫作品。
傳雷看到後立刻對工友下令： “這些畫沒有創造性、才氣少，收掉！ ”工友立刻將畫全部拿了下來。這時，俞劍華正好過來，看到了全部情景。劉海粟感到很尴尬，就把俞劍華介紹給傅雷。俞劍華也主動向傅雷打招呼。
可是傳雷冷淡地點了點頭，掉頭就走開了。劉海粟很難堪，追進傅雷辦公室，問他： “你怎麽這樣傲慢？ ”傳雷不屑地說： “此公沒有本領。”好在俞劍華敬佩傳雷的才華，後來兩人還成了好朋友。
1932年，傳雷和朱梅福在上海一家飯店舉行了隆重的新式婚禮。他爲愛妻改名梅馥，暗含陸遊的《蔔算子·詠梅》之意：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在他眼中，妻子就是一枝聖潔馥郁的梅花。
婚後，有了妻子溫柔體貼、無微不至的關懷，傳雷的翻譯工作進展很快。他翻譯的屠格涅夫等人的散文詩四首陸續發表于1932年 10 月至 1933 年 1 月的《藝術句刊》上。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他翻譯完成了心目中最神聖的《貝多芬傳》。
他滿懷希望地將譯稿寄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卻遭到無情的退稿，只因他是個名不見經傳的新人。傳雷雖然十分失望，但懷著對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的無比尊崇，繼續翻譯另外兩部名人傳——《彌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
1932年，經曆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中國畫壇，經受著中西相融、新舊交替的陣痛。留法畫家龐薰琹和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的倪贻德、張弦等，爲改變現狀而結成“決瀾社”，發表《決瀾社宣言》。傅雷積極參與，並與倪贻德合編《藝術旬刊》.
那一年，他爲龐薰琹籌辦個人畫展，爲《時事新報》“星期學燈”專欄撰寫國外文學動態和評論中國音樂與戲劇，又翻譯文章，日子過得忙碌而充實。
這時《國際譯報》編者也要他將《貝多芬傳》節錄精要發表，他很受鼓舞。完成了《彌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的翻譯譯著前。後，他致函作者羅曼·羅蘭，描述自己當初讀到《貝多芬傳》時的振奮情形，並希望羅曼·羅蘭能夠回函，作爲序言刊登在
1932年7月，在上海最炎熱的日子，傳雷收到了羅曼。羅蘭的回信，他十分欣喜。他匆匆趕寫一信，托請一位正要去歐洲的朋友到歐洲後寄給大師。在信中，他感謝大師複函，並告訴大師“名人三傳”即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年，朱梅馥産下一男孩，但孩子剛出生便矢折了。傳雷的翻譯工作也不那麽順利。1933年，他翻譯的《夏洛外傳》以"自己出版社”名義自費出版。他翻譯的法國《羅丹藝術論》一書，作爲美術講義，也未能正式出版，僅油印數百份。
1933 年9月，操勞一世的母親因風濕病，年僅 45 歲就去世了，這令傳雷夫婦不勝悲痛。傳雷爲了扶柩回鄉安葬母親，辭去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教職。
傳雷是個對己對人都很嚴苛卻又極重朋友情誼的人。傳雷與同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的張弦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在他離職不久後，張弦因病逝世。這位中國藝術教育先驅的英年早逝令傳雷扼腕痛惜。
他欲爲張弦在報上登一訃告，讓他數年來的桃李得悉，還想爲他籌備一個遺作展覽會，所得的款項作爲他遺孤的教育費。但因種種原因，傳雷的這些打算都未能如願，這使傳雷十分遺憾，情緒也一度跌入低谷。
好在半年之後， 1934年3月10日，又一個男孩降生于上海花園新村傳雷家，猶如一輪初升的朝陽重又照亮了傳雷的心靈，也讓他家再度充滿了笑聲。傳雷爲這個孩子取名“傅聰”。爲了把傅聰培養成才，他傾注了很多心血。
1934年秋，傳雷與朋友合辦《時事彙報》周刊， 自任總編輯。這是他首次接觸印刷出版事業。他全心投入，常常半夜還在印刷所看拼版。但因沒有辦刊經驗，周刊只辦了三個月，就因經濟虧損而停刊了。
1935年3月，他編譯了《各國文物保管法規彙編》。但四個月後，因看不慣當時社會的種種醜惡現象而辭職，他決定將翻譯作爲自己的終生職業。
這年，傳雷在劉海粟家認識了年長自己45歲的畫家黃賓虹。黃賓虹博大精深的藝術體系和卓越的藝術才華令傳雷欽慕不已。而傳雷也因對中西畫獨到的見解被黃賓虹認爲識畫懂畫的知己。爲了黃賓虹，傳雷甘願放下手頭工作，爲他當策展人、經紀人。
1937年4月15日，傳雷次子傅敏降生。他們有了一個溫馨的四口之家。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勝利後，他與留居上海的部分文化教育界進步知識分子等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並當選爲第一屆理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傳雷成了公衆人物，被當選爲第一、二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代表。他對翻譯工作認真到苛求，哪怕是已經刊印過的大部頭的譯作，覺得不滿意就會重新譯過。1952年起，他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1953年，他將《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付梓出版。
傅聰8歲時，傳雷發現他有音樂天賦，對他傾注了極大的心血，讓他學習鋼琴。1953年春節，傅聰和幾個小朋友一起彈琴。傅雷覺得傅聰彈得不好，等別的孩子走後，把傅聰訓了一頓。傅聰不服氣，跑到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教授家待了一個多月。
傅聰最終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1955 年，他在波蘭華沙舉行的“ 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中獲第三名，並獲得演奏“瑪祖卡舞曲”的最優獎。傅敏看到哥哥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也想學音樂。傳雷對他說： “我再也沒有錢在我們家培養第二個音樂家了。”
傳雷竭力想跟上時代的變化。當他看到國家轟轟烈烈的建設景象，又看了許多反映解放戰爭、革命戰爭時期的小說，深受感動和感染。1955 年，他每月都有新的譯作，並當上了上海市政協委員。
1956年4月下旬，他參加政協視察團視察郊區農業生産合作社，並于5月寫了《第一階段郊區農業生産合作社視察報告》。 6月去安徽參觀合肥淮南煤礦、佛子嶺水庫、梅山水庫，執筆寫出《政協上海市委會安徽省建設事業參觀團第一組總結報告》。
1956 年，在波蘭留學的傅聰回國探親，大家聚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自從傅聰離家留學後，傳雷一直以書信勉勵他，所以傅聰跟父親更是整晚整晚地促膝長談，談音樂、談哲學。傳雷要求兒子第一是學做人，其次是做藝術家，再其次做音樂家，最後才是做鋼琴家。
不料， 1957年，傳雷遇到了命運的大起大落。這年元旦，他在《文彙報》上發表《閑話新年》，語調樂觀；還在《文彙報》上發表有關知識分子、整風、文藝界出版界問題的文章。同年3月4日，他作爲特邀代表，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
會後，他盛贊毛澤東的講話，並爲在波蘭留學的兒子傅聰手抄《毛主席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5月1日， 《人民日報》撰文鼓勵“大鳴大放”。一周後，傳雷積極響應，發表了文章《大家砌的牆大家拆》，對少數知識分子提出尖銳的批評。5月初，他出任上海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
然而到了夏天，政治風雲突變。上海的《文彙報》《解放日報》都刊載文章，批判傳雷。上海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傳雷的大會。傳雷做了三次檢討…………
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宣傳部部長石西民想保護他過關，勸傳雷承認自己說錯了一些話，只要檢討時高調點，就能過關。可傳雷不買賬，認爲自己的話被歪曲理解了。
自己一向緊跟黨、緊跟形勢，結果還是成了“右派分子”，傳雷實在想不通。一天晚上，他遲遲不回家，夫人知曉他甯折不彎的脾氣，十分擔心他的安危。等到半夜，他終于回來了，夫人才松了一口氣。傳雷說： “我有兩個孩子，爲了孩子，我不能不回來。”
兩個多月後，傅聰得知父親被打成“右派”。因爲受父親的牽連，他自己也接到被召回國內的通知。傅聰視鋼琴爲生命，他怕回國之後無法繼續演奏生涯，于是離開波蘭，出走英國。傳雷得知這一消息，深受打擊，躺在床上好幾天不吃不喝
傅聰出走對傅雷的打擊，引起了夏衍先生的注意。他將此事告知陳毅市長，陳毅又彙報給周總理。總理鼓勵傳雷給傅聰寫信，讓他們父子之間保持聯系。通過一封封書信，傳雷一再教導兒子，人在國外，仍要以國家利益爲重。他不會想到，家書竟延續二十余年。
1958年，傳雷譯了巴爾紮克的《賽查·皮羅多盛衰記》，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被束之高閣。他花費近一年時間，譯出丹納的《藝術哲學》也不能出版。傅雷以譯書爲業，他沒有工資，稿費是唯一的經濟來源。譯稿不能出版，對于他來說生存都成了問題。出版社建議傳雷用筆名出書，但他甯可不出書，也堅決不改名。
最後，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內部商定，他們一面仍請傳雷繼續譯書，並按規定，以預支稿酬的方式，讓他維持生計；一面把他的譯稿壓下，不發排，准備等他日後“摘帽”再出版。
因爲譯著不能出版，爲了讓傅聰能夠盡早讀到他最新翻譯的《藝術哲學》，傳雷竟然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把《藝術哲學》的前幾章，共計四萬多字，端端正正地抄好，寄給傅聰，給萬裏之外的兒子送去了父愛的溫暖和鞭策。
傳雷的摯友、著名英國文學翻譯家周煦良，爲了給傳雷排憂解愁，知道他喜歡書法，便給他送來字帖。雖然他深知傳雷向來事事認真，但也沒有料到他竟然練字入迷，後來他的手稿都成了書法藝術的珍品。
傳雷知道傅聰有了女朋友，是美國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的女兒彌拉，非常高興，用英文給彌拉寫信送去祝福。婚後三年，彌拉懷孕了，傳雷夫婦在逛城隍廟的時候，看到淩霄花開得非常茂盛，便給未出世的孩子取了名字——生男孩叫淩霄，生女孩叫淩雲。
1961年9月30日，報上刊登了摘去傳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傳雷一大批積壓的譯稿陸續出版。由于他在研究與翻譯巴爾紮克著作方面的卓越成就，法國巴爾紮克研究協會吸收他爲會員。
1964年8月，傳雷譯畢巴爾紮克的《幻滅》三部曲。1965年11月，傳雷眼疾稍好，就第4次修改並謄寫巴爾紮克小說《貓兒打球號》。這是傳雷的最後一部譯稿，但後來稿件不知去向。
“政治運動”的弦剛剛松弛了一下，又繃緊了。傳雷決心以死來抗爭和控訴。與傳雷相濡以沫34年的朱梅馥完全懂得丈夫的心。他們平靜地安排好了一切，還共同完成了遺書。淩晨，傳雷和夫人滿懷悲憤，上吊自盡，
他們的遺書清醒、冷靜、安詳、周到：損失的首飾安排了賠償，保姆過渡時期的生活費都留下了，甚至連自己的火葬費都落實好…………爲了怕白盡時踢翻的凳子驚擾樓下的鄰居，還在凳子下墊了厚厚的棉花胎。
一位叫江小燕的姑娘，與傅家素昧平生，因爲非常喜愛傳雷的譯著，又聽過傅聰的詩一般的琴聲，對傅家厄運充滿同情。她以傳雷“幹女兒”的名義領取了骨灰，傳雷夫婦骨灰這才奇迹般地保存下來。義
1979年4月26日上午，上海市文聯和上海作協隆重舉行“傳雷、朱梅馥追悼會”。柯靈同志在悼詞中鄭重宣布： 1958年把傳雷劃爲“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改正；傳雷夫婦徹底恢複政治名譽。
離國25年後，傅聰終于回國了。傳雷的骨灰盒被安放在上海龍華“革命幹部骨灰室”內，妻子朱梅馥則葬在了家鄉青浦公墓，爲了紀念傳雷，2008年2月，上海市南彙區（現已劃入浦東新區）周浦八一中學更名爲上海市傅雷中學。
2013年10月，傳雷夫婦離世47年之後，上海南彙福壽園海港陵園內，在傅聰彈奏的莫紮特與肖邦的鋼琴曲中，傳雷與朱梅馥的骨灰最終合葬于此，實現了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葉落歸根。
